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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定代表人

　　《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法》中也对法定代表人作了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当办理变更登记。”

　　简单通俗地说，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合法代表人，在公司业务范围内有权直接代表公司从事一切与公司活动有关的行为，该法定代表人的行为直接就可以代表公司，而不需要公司另外授权，其行为后果直接归属于公司。法定代表人需要对公司的经营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二、代表权

　　事实上，公司法调整的是纵向经济管理调控关系，而民法调整的是横向经济关系，这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代表权是法人赋予其内部人员的权利，而代理则是彼此独立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委托授权关系。

　　代表权不同于代理权的两点在于：第一，公司法上的代表权是指代表权人依照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而享有的对外代表公司的资格或地位。亦即前文提到的，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合法代表人，在公司业务范围内有权直接代表公司从事一切与公司活动有关的活动，他的行为被认为是公司的行为，其行为后果直接归属该公司。第二，公司法定代表的代表权并非由公司股东授权而产生，而是根据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而产生的代表整个公司的权利。

　　可以看出，为代表行为需要具备两个要件，即代表行为需要是出于职务本身的要求，并且进行代表行为的主体需要来自法人内部。

　　三、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及其效力

　　我国现有的关于法人代表的规定只规定了法定代表行为，却没有涉及到现实当中存在的大量非法定代表的代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对代表行为的范围及责任承担等未作出明确规定。如《公司法》对董事、经理、监事挪用公司资金等行为的规定等都没有详细说明，而对法人的注意义务、忠实义务等也较为笼统。加之现实生活当中，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从事一切有关公司的活动，通常情况下，公章、格式合同等均由其保管，这些都为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

　　越权代表行为的典型形态包括超越法律对代表权限制的行为、超越公司章程对代表权限制的行为和其他内部决议对代表权限制的行为等。对于以上几种典型形态，按理来说毫无疑问应当视为无效。然而这往往不利于调动法定代表人管理公司事务的积极性，甚至会导致公司在对自身不利时以“越权”为借口逃避应负的法律责任。这在事实上设立了不公平的交易程序，使公司处于越权责任和风险之外，把经营风险转嫁给与公司进行交易的相对人。从长远利益考虑，越权无效也不利于促进现代经济的发展。因此现代立法渐渐由越权无效发展为越权效力待定甚至完全有效。我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根据《合同法》注释本的解释，该法条即是面对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合同的情形，法律规定他们执行职务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应当由法人或其他组织承担。究其原因，无非是考虑到对于合同相对人而言，一般不知道也没有义务知道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负责人的权限到底有哪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内部规定不应对合同的相对人构成约束力，否则将不利于保护交易的安全，也不利于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利益。当然，若合同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行为是超越了权限，而仍与之订立合同，则具有恶意，此时合同就不具有法律效力。

　　此条所谓的超越权限，主要指以下两方面：一是超越授权范围的越权。在这种情形下，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虽然超越了公司授权范围，却仍在公司经营范围之内。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法定代表人不超过公司经营范围的越权行为有效，由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的法律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类比于表见代理而得出“表见代表”的结果。相应地，表见代表行为的构成也需要越权人具有法定代表权的外观，并且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越权人具有该代表权而与之进行交易。此种情形之下，法人应当对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向相对人承担责任；该越权行为如果造成了对法人的损害，越权人还应当对法人承担损害赔偿的内部责任。】

　　二是超越经营范围的授权。我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二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当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公司法》第十一条也有“公司应当在登记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的规定，不难看出，我国现行法没有以反面方式对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作出禁止性的规定，因此不宜认为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直接无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将法人的经营范围理解为法人对法定代表人的内部限制，对外不对相对人发生效力较为妥当。因为法人的经营范围只是法人对法定代表人的限制机制，这样的限制只具有内部效力。相对人善意地从事交易活动时，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对其章程中关于法定代表人权限的规定进行审核，不应当加重相对人的责任，也不应当增大交易成本，阻碍经济流通。具体而言，代表人因其职权与公司产生联系，这属于内部关系，第三人对法定代表人依其外观存在的职务而产生信赖，有理由相信其具有代表权并一般情况下不会对其代表权产生怀疑。因此相对人只要能够确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就应当算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可以认定代表人享有代表权。即便代表人行为超越章程，也只能因其是内部限制而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是由公司对相对人承担责任。类似地，《公司法》也将法定代表人不代表或者超越代表公司的行为定为承担对公司的责任，即当法定代表人越权时，公司承担外部责任，法定代表人对公司承担内部责任。因此法定代表人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不当然无效，相对人为善意第三人应当认定代表行为有效。该规定与《合同法》第五十条的立法精神一脉相承。

　　当然，从其表述来看，《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如有相反证据可以推翻善意第三人，其举证责任在于被越权代表的法人。应当说，法人的举证责任相对较重，现实中法人很难举证证明相对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情况下仍与之缔约。不过，非善意相对人有两种情况，即恶意相对人和过失相对人，该条不予保护的相对人既包含恶意相对人，也包括过失相对人。也就是说，相对人恶意或者过失与越权代表人缔约都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被越权的法人只要能够证明相对人在缔约时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系越权代表的事实，就可以不受越权代表行为签署的合约的约束。此时的相对人即使没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恶意，也存在应知却不知的过失。

　　四、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的防治

　　综合以上阐述，法定代表人超越法人的经营范围的行为或是超越其代表权限实施的行为，法律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及经济效益、秩序，倾向于认定其有效。然而，这就不得不考虑一种特别的情况：如果法定代表人故意滥用代表权损害公司利益呢？为了最大程度防治类似问题的产生，笔者认为可有以下措施：

　　首先，既然法定代表人受到与公司之间的内部限制，那么加强这种内部限制的限制力度就显得尤为关键。一方面，法定代表人竭心尽力对公司事务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公司应当视情况对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进行惩戒。诚然，法定代表人越权一旦发生，极有可能导致公司、股东、相对人三方利益俱损，然而，出于对越权行为的惩戒和调动法定代表人管理公司事务的积极性之权衡考虑，可以适当减轻法定代表人对公司的责任。通常而言，由于与正常的商业风险难于区分，一般过失越权行为不宜采取过重的责任追究，避免加大行为成本。但若是由于重大过失或故意而发生的越权行为，则需要法定代表人承担对公司的责任。

　　其次，逐步建立法定代表人对于相对人的责任制度。将法定代表人越权的行为区分为有权代表、无权代表或表见代表。有权代表的情形中由法人对相对人承担责任；对于无权代表的情形，由于相对人与法定代表人双方均存在过错，各自于范围内承担责任较为公平。而针对表见代表的情形，尽管《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即将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认为是法人的行为，由法人承担责任，但应当排除法定代表人由于重大过失越权代表或是滥用代表权的情形。若有证据证明法定代表人明知自己无权代表（如已经离开公司等）而仍与善意第三人签订合同，损害公司利益，应当由法定代表人对相对人负担责任；另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形是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导致法人破产，此时规定法定代表人对相对人的责任尤为重要。在这一点上，日本《商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董事执行职务时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董事与公司相对人承担连带损害赔偿责任。这种立法价值取向值得参考，从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法定代表人依照法人的意志行使代表权，从而限制法定代表人行为的同时也保护了法人和向对方的利益。

　　当然，为了防治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行为的发生，积极发挥监督监管作用也是十分必要的。为落实监督，法人成员、法人、债权人等由于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而遭受损失时，应当有权请求其停止损害，并请求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甚至是提起诉讼的权利。如日本《商法》便规定，因董事进行不在公司目的范围内行为和其他违反法令或章程的行为，对公司产生不可恢复之虞时，6个月前起持续持有股份的股东，可为公司请求停止董事的请求。不过，停止请求权有效的前提应是与相对人达成协议之前，否则不得行使该权利。这种立法价值拓宽了对法定代表人代表行为的监管途径，值得借鉴。

北安市法院 王胜宇
中央宣传部 公安部 文化部等


中宣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严厉打击侵权盗版违法犯罪活动区域性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上海、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陕西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公安厅（局）、文化厅（局）、新闻出版局、版权局、“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知识产权、严厉打击侵权盗版违法犯罪活动的一系列重要部署，配合当前正在深入开展的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进一步加大打击侵权盗版违法犯罪活动的执法力度，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决定，自11月1日起至2006年1月底，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上海、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陕西组织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严厉打击侵权盗版违法犯罪活动区域性整治行动”。现将《严厉打击侵权盗版违法犯罪活动区域性整治行动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有关工作情况，请及时报告。各地工作总结请于2006年2月底前按系统呈报。

各地接此通知后，请传达至各基层单位。


中央宣传部 公安部 文化部
新闻出版总署 国家版权局
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
二○○五年十月十八日



严厉打击侵权盗版违法犯罪活动
区域性整治行动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深化保护知识产权工作，加大打击侵权盗版违法犯罪活动的执法力度，解决当前出版物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推进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的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决定，自11月1日起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上海、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陕西组织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严厉打击侵权盗版违法犯罪活动区域性整治行动”。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开展“扫黄打非”斗争、保护知识产权、严厉打击侵权盗版违法犯罪活动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大执法力度，净化出版物市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二、工作目标

打掉一批策划、制作、贩卖侵权盗版出版物的犯罪团伙，捣毁一批制作、贩卖盗版出版物的窝点，摧毁一批储存、运输、贩卖盗版出版物的网络，侦破一批大案要案，严惩一批违法犯罪分子，查处一批从事侵权盗版违法犯罪活动的音像制品发行企业、生产厂家和印刷企业。通过区域性整治行动，坚决遏制侵权盗版活动泛滥蔓延的势头，基本扭转重点地区侵权盗版问题突出的局面，进一步规范音像制品发行企业、生产厂家和印刷企业经营行为，狠抓一批组织策划侵权盗版问题的发行商，坚决打击买卖版号、委托书等违法犯罪活动。通过区域性整治行动，要有效解决办理侵权盗版案件刑事执法力度偏弱的问题，逐步建立完善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快速移送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制度，形成协调一致、运转高效的打击侵权盗版违法犯罪活动长效工作机制。

三、工作重点

（一）继续深挖非法光盘生产线。在及时发现和查缴非法光盘生产线的同时，切实加大调查取证和“追逃”力度，抓捕一批非法光盘生产犯罪活动的组织者和为首分子。

（二）进一步规范音像制品发行企业、复制生产单位和印刷企业的经营活动，依法查处音像制品发行企业、复制生产单位、印刷企业的侵权盗版行为。

（三）深挖制作、储存、运输、销售侵权盗版出版物的犯罪团伙，摧毁盗版出版物的产销网络，抓获一批犯罪分子。

四、工作措施

（一）广泛搜集案件线索，集中力量进行排查。相关地方要充分发挥举报奖励的优势，广泛动员群众提供侵权盗版违法犯罪活动的相关线索。对群众举报或相关部门移交的线索，公安、文化、新闻出版、版权、“扫黄打非”等部门要组织力量深入排查，尽快锁定一批重点线索和对象，在获取相关证据的基础上，集中时间、集中力量进行统一行动，力争将涉案人员一网打尽，形成强大的震慑力。对涉及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案件线索，办案地省级相关部门在采取查处措施之前，要报上级部门协调相关地方执法部门统一行动，确保打击效果。

（二）加大刑事执法力度，严厉打击侵权盗版犯罪活动。要加大办案力度，凡涉嫌构成犯罪的，一律依法立案侦办；要加强涉案人员抓捕工作，坚决将侵权盗版犯罪活动的组织者、幕后策划者、为首分子、骨干分子抓捕到案。凡涉案主要犯罪嫌疑人未到案的，一律不得结案；要加快消化积案，对以往破获案件中主要犯罪嫌疑人尚未归案的，一律上网追逃；要加强证据收集工作，凡是基本犯罪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一律依法移送审查起诉；要加强案件督办工作，对社会影响大、群众关注的侵权盗版案件，一律挂牌督办，限期办结。

（三）继续深挖非法光盘生产线，打击非法光盘生产犯罪活动。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深挖光盘生产线主力军作用，继续完善举报奖励机制，坚持公秘结合的有效方法，及时发现、准确打击非法光盘生产犯罪活动。要着力深挖利用非法光盘生产线进行侵权盗版违法犯罪活动的组织者和为首分子，确保人赃俱获。要对历年来破获的非法光盘生产线案件重新进行梳理，凡是非法光盘生产线的经营者、为首分子未归案的，要逐一列出名单，上网追逃，力争抓获一批从事非法光盘生产活动的不法分子。

（四）强化音像制品发行和印刷复制企业管理，规范印刷复制企业的经营活动。公安、文化、新闻出版、版权、“扫黄打非”部门要从源头抓起，切实加强对音像制品发行企业、复制生产单位、印刷企业的监管。对于涉嫌侵权盗版活动的音像制品发行企业、复制生产单位、印刷企业，要加强调查取证，一经查实，坚决依法严肃处理；对从事侵权盗版活动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音像制品发行企业、复制生产单位、印刷企业，文化、新闻出版部门要坚决依法吊销其经营许可证；涉嫌构成犯罪的，公安机关要迅速依法立案侦查，坚决追究其刑事责任。

（五）严厉打击运输、销售盗版出版物违法犯罪行为，摧毁其运销网络。要进一步严格出版物市场的监督检查，清理存在违法违规经营和贩卖侵权盗版出版物的图书、音像制品、软件经营场所，查处兜售盗版出版物的不法摊点和游商，查缴各类盗版图书、音像制品和软件。要加强对车站、码头、航空港等重点部位的检查，查缴盗版出版物，并循线深挖，摧毁运输、销售网络。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知识创新是促进科技进步、繁荣文化事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保护知识产权不仅是我国履行对外承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需要，更是支持先进生产力发展、保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需要。宣传、公安、文化、新闻出版、版权、“扫黄打非”部门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出发，将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上来，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打击侵权盗版违法犯罪活动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采取有力措施抓紧抓好。为组织好此次区域性整治行动，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成立了严厉打击侵权盗版违法犯罪活动区域性整治行动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公安部，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工作。相关地方也要成立专门机构，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扎扎实实地落实各项工作措施，推动整治行动的开展。

（二）密切配合，落实责任。宣传部门要切实发挥牵头组织作用，督促、协调相关部门共同开展工作，指导新闻媒体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公安机关要切实发挥打击侵权盗版犯罪活动刑事执法的主力军作用，强化案件侦办工作，严肃查处一批侵权权盗版犯罪人员；文化、新闻出版、版权、“扫黄打非”部门要切实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强化音像制品发行企业、复制生产单位、印刷企业和出版物市场的监管工作，堵塞管理漏洞，有效预防、及时发现和查处侵权盗版违法活动；对涉嫌构成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严禁降格处理。同时，要为公安机关侦办侵权盗版刑事案件提供技术支持，共同推进案件侦办工作。

（三）加大宣传力度，广泛发动群众。要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大造舆论声势。通过以案释法，宣传侵权盗版违法犯罪活动的危害，进一步提高全社会保护知识产权、抵制盗版的自觉性，增强广大群众与侵权盗版违法犯罪活动作斗争的勇气，形成全民支持、参与整治行动的良好舆论氛围。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将通过明查暗访加强检查指导。对工作扎实、成效显著的地区、单位和个人，将予以表彰奖励。对整治行动重视不够、组织不力，动作迟缓、工作措施不落实的，将予以通报批评。相关地方也要加强督促指导，确保整治行动取得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