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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市公司信息公开的重要性
潍坊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企业法律顾问 刘树宏

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是指上市公司在其股票上市交易期间,将其经营状况及其他可能影响其股票市场价格的重大信息,按照法定方式予以持续公开。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是证券市场生存和发展之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构建证券价格公平交易法律制度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投资者进行证券价格判断的重要依据，是证券市场规范化的基础，也是上市公司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一、上市公司信息的持续公开，是证券市场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众所周知，透明度是 资本市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没有透明度就没有资本市场。证券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离不开透明度。在证券市场上，保持透明度的关键就是信息。信息是投资者鉴别公司质量、进行投资决策的基础。作为上市公司，如果在其股票上市交易期间,不能做到将其经营状况及其他可能影响其股票市场价格的重大信息,按照法定方式予以持续公开，那么投资者就不能据此正确判断该上市公司股票的价格信息，也就不可能据此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其结果只能是使投资者利益屡屡受损，最终将必然导致上市公司失去投资者。而上市公司一旦失去了投资者的支持，其存在也就显得毫无意义。因此，投资者是上市公司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土壤，没有投资者就没有上市公司。中外为数不少的上市公司因信息造假而给社会给投资者造成的不可挽回损失的惨痛教训，无不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如美国的安然、施乐、世界通信、默克制药等国际性的大型上市公司的会计造假案，中国的银广夏、东方电子等上市公司的财务造假案等，这些上市公司的共同特点就是与中介机构串通，通过各种财务手段隐瞒亏损事实，虚构上市公司利润，夸大业绩，操纵股价，使不明真相的投资者高价买进他们的股票，而上市公司却通过各种途径从中获取高额利润。假的终究是假的，纸里是包不住火的。事发后，这些公司的股价一泄千里，投资者损失巨大，证券市场大幅震荡，其负面影响不可估量。这些案件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它不仅仅是使投资者蒙受重大损失，更重要的是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动摇了他们投资证券市场的信念。由小及大，由少及多。试想，如果上市公司都象上述公司那样，投资者还敢买入他们公司的股票吗？失去了投资者的上市公司还能够存在吗？上市公司都没有了，证券市场还能继续生存吗？如果生存都不能，又能谈何发展呢？
证券市场不仅需要生存，而且更需要健康发展，这是由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而证券市场要健康发展，又必须以完备的信息披露制度作为基础。上市公司信息的持续公开，就是信息披露制度中最为关键的中心环节。上市公司作为被投资的主体，具有本公司现实经营状况最为完备的信息，而这种信息又直接对投资者起引导作用。如果上市公司能够按照真实，充分、准确、及时的信息披露原则披露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投资者就能根据自己已掌握的投资知识对该股票的现实价格作出自己的合理判断，从而作出买与卖的决策。虽然投资者主观能力不同，作出的投资决策不同，但对全部投资者来说，在客观上是公平的。可想而知，业绩优秀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会得到大多数投资者的追捧，而业绩较差或很差的则会遭到投资者的抛弃。因为优胜劣汰永远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有了投资者的支持，再加上上市公司的自身努力，上市公司就会迅速发展壮大。随着上市公司的发展壮大，又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如此一来，证券市场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投资环境。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和加强，将使证券市场变的更加繁荣，因而会更有力地促进其发展。反之，如果上市公司不能按照真实，充分、准确、及时的信息披露原则披露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那么投资者就不能据此作出正确的判断，就会导致决策的错误，甚至会给投资者造成不可挽回的的损失。长此下去，必然会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动摇投资者的意志，进而使投资者退出证券市场。没有了投资者的支持，证券市场自然不可能得到发展。当然，要保障上市公司信息的持续公开，除了上市公司自身因素之外，诸如中介机构的监督、政府权力机构的监管等，都是其重要因素。但是，上市公司在诸因素中始终处于核心的地位。因此，如何有效地解决证券市场的透明度问题，尤其是解决上市公司及时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披露真实、全面、完整的信息问题，就成为证券市场能否生存以及能否健康、稳定、长久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上市公司信息的持续公开，是证券法构建证券价格公平交易法律制度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公众投资者进行证券价格判断的重要依据。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交易是时时发生的，但交易公平并不会随之自然而来。有很多因素会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如交易双方地位、信息拥有量、讨价还价能力、交易者自身素质等等，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成为公平交易实现的障碍。而消除或者降低这些障碍的影响进而实现交易的公平，则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适用的法律制度或法律规则来约束。就证券市场而言，社会公众投资者进行证券交易是完全依靠上市公司所提供的信息作为证券价格判断的客观依据，从而作出决策的。因此，在证券市场中，虽然影响公平交易的因素有很多，但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信息。可以说，没有信息就没有证券市场。所以，我国证券法在构建证券价格公平交易法律制度框架时，把上市公司信息的持续公开作为其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上市公司信息的持续公开，要求上市公司必须遵循真实、充分、准确、及时的基本原则。①真实原则,即公开的信息内容必须符合上市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其中不得有任何虚假成份。②充分原则,即必须将能够影响证券市场价格的重大信息都予以公开,不能有重大遗漏。③准确原则,即公开的信息必须准确,其内容不得使人误解。④及时原则,即必须遵守法律对信息公开活动的时间性要求,确保已公开信息内容的现时性。这些基本原则就是要求上市公司把本公司的现实经营状况比较完整、真实、及时、充分地反映出来，以给社会公众进行证券投资、价格判断创造一个客观公正的条件。
作为一种投资证券,其预期收益的高低和实现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股票的理论市场价格,而股票预期收益的高低和实现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证券投资者判断的准确性,首先以投资判断的依据的真实性为必要条件。那些真实反映公司现实经营状况的信息是真实客观的价格信号,是投资者进行投资判断的必要的客观依据。而任何虚假的公司信息都会使投资者的投资判断依据失去了某种程度的真实性,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以及最终决定便会因为投资判断依据的虚假而归于错误。因此,我国证券法把真实原则作为上市公司信息公开的首要原则,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投资判断依据的真实性。当然,投资判断依据的真实性,并不必然导致投资者对所投资股票价格判断的正确性或准确性，还取决于投资者自身素质、决策水平等主观方面的能力。但是,证券法上的信息公开制度所追求的真实原则,是努力将上市公司所公开的信息客观化,排除对投资者投资判断活动的人为干扰,用投资判断依据的真实性来促进实现投资判断活动的公平性。
对股票交易双方而言，交易是一种决策，而决策不仅仅要求信息的真实性，而且更需要充分、及时、准确、有效信息的支持。如果信息不够准确或不够充分或不够及时，那么投资者依据该信息所做出的投资决策往往也会不当甚至会出现错误，从而导致股票交易的不公平。换言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充分、准确、及时，将直接影响投资者对股票价格的判断能力，而能力弱者的利益在股票交易中往往会受到损害。实践中，影响交易公平的信息障碍主要有二：第一，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即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的分布不均匀，其中一方处于信息优势，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往往可以利用其优势信息侵害信息劣势者的利益，而信息劣势一方则因为信息拥有量不足而无奈受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分工的普遍化，信息不对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法律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就显得相当必要和迫切。第二，交易一方故意制造虚假信息。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可能都有制造虚假信息的动机，如果没有良好法律的抑制，则交易双方制造虚假信息的行为也会普遍化，以通过这种虚假信息骗取交易对方的利益。在股票交易中，上市公司明显处于优势地位，其经营状况只有上市公司自己最清楚。如果上市公司不能及时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提供真实、准确、充分的信息，或者将一些影响公司股价的重大信息只透露给某些机构或某些个人，那么社会公众投资者还是依据以前上市公司所公布的信息进行交易，则必然会在经济利益上受到损失。假如上市公司出于某种目的故意制造虚假信息，就会造成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大起大浮，就会造成社会公众投资者对股票价格错误判断的严重影响，进而会使投资者蒙受重大损失。很明显，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真实、充分、准确、及时的信息披露原则是上市公司信息公开的灵魂，是保障股票公平交易和维护社会公众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基础。正因如此，上市公司信息公开就成为了证券法构建证券价格公平交易法律制度框架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上市公司信息的持续公开，是证券市场规范化的基础，也是上市公司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以前，我国证券市场上造假事件层出不穷，上市公司、证券经营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都没有真正担负起信息披露的义务和法律责任，市场上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其主要原因在于证券市场尚未规范化，包括：尚未明确违反信息披露的责任性质及不同主体的责任；没有规定违反信息披露应承担什么具体的民事法律责任；民事责任机制在实践中很难实施等等。如果不解决以上问题，股票公平交易就得不到保障，社会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就要受到损害。长此下去，上市公司就会失去投资者，证券市场也就难以健康、长久发展。在上述公司与机构等主体中，上市公司占有核心的最重要的地位，因此，证券法把上市公司信息的持续公开规定为上市公司必须履行的一项法律义务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在股票市场交易中，交易双方客观上天然地处在一种信息的不对称状态。上市公司在信息的拥有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投资者则处在劣势状态，无法与上市公司在信息的占有上处于平等的地位。所以，如果没有强制性的法律约束，上市公司完全有可能通过做假帐在资产买卖中牟取暴利。例如，我国证券市场上出现的“东方电子”财务造假案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烟台东方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于1997年1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2001年年底案发。从１９９７年４月到２００１年６月，原“东方电子”董事长兼总经理隋元柏、原董事会秘书高峰、原总会计师方月，先后利用公司购买的１０４４万股内部职工股的股票收益和投入资金６．８亿元炒股票的收益，共计１７．０８亿元，通过虚开销售发票、伪造销售合同等手段，将其中的１５．９５亿元计入“主营收入”，虚构业绩，使“东方电子”自１９９７年起成为绩优股，并４次实行送、配股方案，人为制造了中国证券市场上“第一高价绩优股”的股市神话。可想而知，案发后，该公司的股价必然从天上跌到地板上。本案例中，该上市公司无视法律法规，不仅不如实向社会公众披露所必须披露的信息，而且虚构业绩，变相操纵股价，从证券市场上获取高额的非法利润，严重违反了证券市场所必须遵循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性质恶劣，影响极大，给社会公众投资者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这是一起典型的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案件。此外，上市公司中误导行为、内幕交易行为、操纵股价、关联交易行为等违法行为也屡见不鲜。这些现象共同的本质都是坑害社会公众投资者，使少数人从中谋取暴利，这就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因而，法律必须对此作出严格的限制。而从法律角度，强制性地规定上市公司必须披露所应披露的信息，则有利于防止这些违法现象的发生。因为，作为一项强制性的法律义务，如果上市公司不履行或者不善意履行，而给国家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给社会公众投资者造成利益损失，那么该上市公司及其管理者就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即必须承担相应的刑事或民事的法律责任。这无论对上市公司还是对投资者来说，都是公平的。违法必须付出代价，否则证券市场就不可能得到发展。如果从法律上对违法者的处置力度设置的更大一些，则可以更为有效地减少上市公司的违法行为。毕竟违法者在违法前还是要考虑成本和后果的。当然，单纯依靠上市公司的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达到上市公司的信息公开，还必须有证券监督机构和政府监管机构的有效运行。但是，上市公司信息公开作为证券市场规范化的基础和上市公司必须履行的一种强制性义务，无疑对证券市场的发展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信息的持续公开，不仅直接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建设和发展，而且也直接关系到证券市场能否长期生存。因此，我们必须恪守透明度原则，充分保障上市公司真实、完整、准确、及时地向社会公众披露信息，切实发挥中介机构监督和政府权力机构监管的作用，才能有效地保护投资者利益，才能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长久、健康、稳定地发展。

　　＊本文是本人曾于2002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一份书面建议，应当说称不上是一篇“法律论文”，但本人认为，将之提交给本网馆收藏并供网友们一阅是有益的，但愿网友们看过后能就违宪审查问题、贯彻执行法律问题、司法解释立法问题作出深入研究。
　　
　　抛砖引玉，是为本意。


关于对部分法律条文进行宪法审查、认真落实
立法法第53条、42条规定及
制定司法解释法的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

　　我是一名工作在基层、热衷于现行法研讨的年轻干部。现根据《立法法》第90条第2款之规定，特以信件方式提出如下建议：

一、建议对下列法律条文进行宪法审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41条第1款

理由：该款规定，省、地两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有“秘书长”，而按宪法第103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无“秘书长”。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上述组织法作为一般法律，不得在宪法之外另行规定省、地两级人大常委会中设“秘书长”一职，更不得将之作为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3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35条

理由：《收养法》32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可以根据本法的原则，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规定。自治区的规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根据《立法法》第63条、第64条及第66条规定，可以看出“变通”规定应为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补充”规定应为地方性法规。由于省级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机关为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后仅需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而省级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机关限于自治区人大（不含其常委会，因为民族自治机关仅指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及政府），制定后需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宪法第116条有规定），因此，本条因揉合规定有毛病。应修改为：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根据本法的原则，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变通规定。自治区的规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
《继承法》第35条存在上述同样问题，亦应作同样修改。

二、建议认真落实《立法法》第53条第2款规定

《立法法》已于2000年7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53条第2款规定：法律部分条文被修改或者废止的，必须公布新的法律文本。可是《刑法》在《立法法》施行近19个月后，仍未依据于2001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的修正案公布新的刑法文本。如果说未依1999年12月25日的修正案、1998年12月29日的决定案分别对《刑法》文本予以公布尚无法律硬性规定，算不上问题的话，则这次明显属于一个值得重视、避免再次出现的问题。

三、建议制定司法解释法

在目前，司法解释活动大量存在，而且广泛作为司法活动的正式依据。在司法解释活动缺少“详细规则”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原则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运用法律进行解释），实践中存在司法解释“侵蚀”立法解释权、“背离”法律价值取向、“创设”实体法律规范等倾向性问题，试举数例：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9月29日通过）

第95条规定，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的，质权人可以继续留置质物，并以质物的全部行使权利。本条规定似说明因动产质押合同所担保的债权未受清偿的，质权人对质物有留置权。而按《担保法》第71条第2款的规定，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的，质权人有权以质物折价或将之拍卖、变卖后受偿，依《担保法》第84条第2款规定，因法律（非司法解释）规定可以留置的其他合同发生的债权未受清偿前，债权人方有留置权。司法解释的规定，明显不属于“解释”，而属于“创设”规定。这类情况，在司法解释中不在少数。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示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30号）

　 法释[1998]30号第9条与刑法第363条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司法解释一方面认为“刊号”、“版号”不同于“书号”，“淫秽书刊”不含“淫秽音像制品”，一方面又认为，对“为他人提供刊号，出版淫秽书刊的”；“为他人提供版号，出版淫秽音像制品的”，均以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淫秽书刊罪定罪处罚，一方面认为“明知他人用于出版淫秽书刊而提供书号、刊号的”应以出版淫秽物品牟利罪定罪处罚，一方面认为本罪状符合“以牟利为目的，出版淫秽物品”的罪状。从打击层面考虑，司法解释可谓周密严谨，较刑法规定科学许多。但从价值层面考虑，司法解释可谓“反动”、落后，带有明显的类推倾向。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他人提供刊号，出版淫秽书刊的”、“为他人提供版号，出版淫秽音像制品的”为犯罪行为，司法解释有什么道理认定其为犯罪行为？在废止类推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以最相类似的罪名定罪处罚？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3号）

　第5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
本条系对刑法第25条、第31条的误解误用，其直接后果是，造成共同犯罪理论及立法实践与司法实务的冲突、混乱。由于共同过失犯罪的，不以共同犯罪论处，按各自所犯的罪定罪处罚。交通肇事罪作为过失犯罪，肇事者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乘车人指使肇事者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符合刑法第311条规定的“情节严重”，而不属于“事前通谋”（顶多属事后谋划），不应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而应各自成立交通肇事罪，包庇罪（结果加重犯）。

　就如立法活动应遵循《立法法》一样，司法解释活动亦应遵循一定的规则。制定一部《司法解释法》，其目的就是要使司法解释活动“有法可依”、“依法行事”，维护法制的统一，规范司法活动的操作程式和自由裁量，确保法律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准确的解释、正确的运用。

　 《司法解释法》应规定以下主要内容：

1、司法解释的地位 重点明确司法解释能否当和法律依据来认定、裁判、处理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