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刑罚结构决定刑罚机制内部环境，构成整体刑罚功能的基础，刑罚功能是刑罚结构的价值体现。现我国面临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的犯罪压力，如何调整刑罚结构，以实现刑法的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的双重机能，我们要结合刑事控制模式的调整和刑法观念的转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拟从刑罚的根源及刑罚结构改革的目标和设想出发，就刑罚结构调整问题略抒已见。
一、刑罚的概念与功能
刑罚结构是指刑罚方法的组合形式，即刑罚方法的排列顺序和比例份额，这种组合形式反映刑罚结构内部各要素相互联系的稳定状态和相互作用的基本方式。研究刑罚结构，不仅要研究刑罚的结构要素，而且要研究刑罚结构要素的关系状态。刑罚结构要素是刑罚存在的前提，不仅决定刑罚的存在，而且决定刑罚的结构以什么类型存在。刑罚结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状态，是刑罚结构内存的逻辑定型。一定种类的刑罚要素只有按照一定的逻辑定型进行排列组合，才能构成一个稳定的刑罚结构，并衍生出特定的刑罚功能。刑罚结构决定刑罚机制内部环境，构成整体刑罚功能的基础。[1]刑罚功能是刑罚结构的价值体现。刑罚结构决定刑罚的功能，刑罚功能又影响刑罚的结构。不仅不同的刑罚要素的组合状态会产生不同的刑罚功能，就是相同的刑罚要素的不同的组合方式也可能产生不同的刑罚功能。
我国刑法史学者蔡枢衡先生谈到我国刑罚体系演变史时，曾经指出：“反映于上层建筑刑罚史上也经历了五帝时代以死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三王时代以肉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隋唐至清以徒流体罚为中心的刑罚体系和清末以后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等四个刑罚体系。”[2]刑法学者储槐植教授着眼于世界范围内刑罚结构的嬗变，他认为：“从过去到未来，刑罚结构可能有五种类型：死刑在诸刑罚中占主导地位；死刑和监禁共同在诸刑罚方法中为主导；监禁在诸刑罚方法中占主导地位；监禁和罚金共同在诸刑罚方法中为主导；监禁替代措施占主导地位。第一种已成历史的过去，第五种尚未到来，中间三种在当今世界中存在。死刑和监禁占主导的可称重刑刑罚结构，监禁和罚金占主导的可称轻刑刑罚结构。”[3]这些不同类型的刑罚结构分别执行着相应的刑罚功能。如死刑和肉刑中心的刑罚结构执行着刑罚报应和威慑功能，是刑罚威吓模式时代盛行的刑罚结构。死刑和自由刑中心的刑罚结构则可能执行刑罚报应和威慑功能，也可能执行刑罚报应、威慑和教育改造的功能（视自由刑的内容和执行方式而定）。自由刑中心的刑罚结构可能主要执行刑罚的矫正功能，也可能同时执行刑罚的威慑与矫正功能（视自由刑的内容、刑期和刑罚结构其他刑罚要素的种类而定）。前者是实证派刑法学倡导的刑事矫正模式盛行时存在的刑罚结构，后者则以美国七十年代以后以威慑和矫正二元价值目标导向的刑罚结构为其典型。至于自由刑和财产刑中心的刑罚结构则广泛地存在于社会防卫运动影响下的欧洲各国，主要执行社会复归和社会防卫的功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西欧和北欧各国刑事政策的进一步人道化和科学化，这些国家的刑罚结构甚至出现了非自由刑化的趋势，自由刑的适用受到严格限制，监禁刑替代措施在整个刑罚结构中的地位日趋突出，刑罚结构正在向自由刑替代措施中心的刑罚结构演变。刑罚结构制约刑罚功能，通过调整刑罚结构，使刑罚要素的设置合理，刑罚结构的内部关系协调，就可以完善刑罚功能，为实现刑事控制的目标创造一个良好的刑罚机制内部环境。
二、我国现行刑罚结构评析
我国现行刑法将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大类，主刑是对犯罪分子独立适用的主要刑罚方法，按照由轻到重的顺序，主刑分为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是补充主刑适用的刑罚方法，它既可以随主刑附加适用，也可以独立适用。附加刑的种类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此外，对于犯罪的外国人，可以独立适用或附加适用驱逐出境；对于危害重大的军人，可以附加剥夺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我国刑法学界一般将刑法按照上述次序排列起来的各种刑罚方法的总和称为刑罚体系，并且认为，“在这个刑罚体系中，既有主刑又有附加刑，主刑与附加刑既明确区分又相互配合；既有重刑又有轻刑，排列次序由轻到重，互相衔接；刑种的数量适中，每一个刑种都有其特定的内容和作用，充分体现了我国刑罚体系的科学性。”[4]
我们认为，用刑罚结构的概念和结构——功能分析法来分析我国刑法规定的各种刑法方法，则不难发现，我国刑罚结构是以自由刑和死刑为中心的重刑刑罚结构。这主要表现在刑法规定的5种主刑全部是自由刑（包括限制自由的管制、剥夺自由的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和死刑，罚金和没收财产这两种财产刑以及剥夺政治权利、剥夺勋章、奖章、荣誉称号等资格刑仅能附加于自由刑或死刑之后适用。在刑法分则中，15个条文规定了28种死刑罪名，对所有的犯罪都规定了期限不等的剥夺自由刑，其中，对相当一部分犯罪规定了无期徒刑，对绝大多数犯罪规定了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刑，而规定可以适用罚金刑的罪名仅有20个，其中可单处罚金的罪名仅有10个。如果说，我国刑法典还体现了慎刑恤罚思想，那么，刑法典颁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系列单行刑法则存在明显的重刑主义倾向。据笔者统计，自1981年6月至199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4部单行刑法，其中规定有死刑的条文有37条，新增死刑罪名48个，加上刑法典规定的28个死刑罪名，我国现行刑法实际挂有死刑的罪名多达76个，几乎占现行刑法全部罪名的三分之一。由于罪与罪之间的刑罚要协调，死刑的增多必然导致刑罚投入向上攀比，致使立法上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和长期徒刑的罪名相应增多，可以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的罪名寥寥无几，只可判处罚金的几乎等于零。因此，我国现行刑罚结构凸现为以死刑和自由刑中心的重刑刑罚结构，以死刑、无期徒刑和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为代表的重刑在刑罚结构中比重过大，而以管制、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和罚金刑、资格刑为代表的轻刑在刑罚结构中地位偏低，死刑、自由刑与财产刑、资格刑的比例不协调，刑罚量在总体上处于高位，继续上调的余地已极为有限。[5]这种重刑刑罚结构必然导致刑罚的报应和威慑功能被不适当地夸大，而社会主义刑罚结构所应有的教育改造功能被削弱的后果。
刑事立法设计刑罚结构时超量投入刑罚资源，必然导致刑事司法过程相应地超量投入刑罚成本。但不计成本的刑罚资源的超量投入并不能产生与超量投入相对应的刑罚威慑效果。自1983年全国开展集中统一、急风暴雨式的“严打”斗争以来，除1984年外，我国刑事犯罪特别是重大恶性犯罪持续上升的势头不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有加速发展的态势。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这种势头有增无减，特大恶性案件不断发生。犯罪分子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与国家刑事司法力量的公然对峙。我国刑法学界有识之士所担心的刑不压罪、犯罪量和刑罚量螺旋式的恶性上升、刑罚投入几近极限而刑罚功能却急剧下降的罪刑结构性矛盾已经展现在人们面前。“罪与刑这种结构性（整体性）抗衡局面不可能长期僵持下去，解决的途径只能是结构性改革。”[6]而刑法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则在于刑罚结构改革。
三、我国刑罚结构改革的目标和设想
刑罚结构的改革，不仅涉及对刑罚方法的局部调整，如具体刑罚方法的内容的完善，刑罚幅度的伸缩，个别刑罚种类的增减，更重要的是结合刑事控制模式的调整和刑法观念的转换，对刑罚结构的要素配置和关系状态进行结构性调整。
我国刑事控制的基本目标是威慑与矫正并重，调整刑事控制模式的关键在于扭转当前刑事政策过于偏重刑罚威慑效能而相对轻视刑罚矫正作用的倾向，实现刑罚威慑效能与刑罚矫正作用的平衡，同时，在量的要求方面则应变理想型的刑事控制模式为现实型的刑事控制模式，不求消灭犯罪，但求以刑罚资源的有限投入最大限度地将犯罪率控制在与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而为社会容忍的水平上。[7]刑罚结构性改革的另一前提是刑法观念的转变。刑法观念的转变要求实现刑法功能观的现代化、犯罪观的科学化和刑罚观的理性化。刑法功能观的现代化的核心是要确立刑法既是利剑又是天平，刑法不仅有保护社会的功能，而且有保障（罪犯）人权的功能。[8]犯罪观的科学化则要求摆脱对犯罪的情感逻辑思维，以价值无涉的态度研究犯罪，以理性和理智对待犯罪、科学地认识犯罪原因的复杂性。刑罚观的理性化则要求合理地组织社会对犯罪的反应，破除刑罚万能和重刑主义观念，树立刑罚的相对性、最后手段性和经济性的观念。
刑罚结构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为刑罚功能的最佳实现创造一个良好的刑罚机制内部环境，使刑罚结构协调有序。所谓结构协调有序是指组成刑罚结构的各种刑罚要素，要根据实现刑事控制目标的需要进行合理配置，使之轻重有序、比例适当。
对刑罚要素进行合理配置，使之轻重有序、比例适当的前提，是适应与错综复杂的复杂现象作斗争的不同方面的需要，设计多样化的刑罚方法。边沁指出：“刑罚的选择是诸多因素的结果，它们应该具有量方面大小的可感受性、本身的平等性、可成比例性、与罪行的相似性、示范性、经济性、改善性、受人欢迎等等。”[9]而“单独考察，没有任何一种刑罚独自具备所有刑罚的必要属性。为实现刑罚目的，必须有不同的刑罚方法可供选择，并使其存在差异，其中几个可以适用于相同之罪。”[10]“刑罚的多样与差异证明了立法者的勤勉与审慎。”[11]“刑罚种类的多样性是刑法典完善的标志之一。”[12]新近修正通过的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刑法典都设计了多样化的刑罚方法。例如，《法国刑法典》规定了40种左右的刑罚方法，仅对法人犯罪就特别规定了10种刑罚方法。而我国现行刑法只规定了5种主刑和5种附加刑。相比之下，我国刑罚种类显然偏少，不能适应与形形式式的犯罪现象作斗争的需要。一方面，刑罚种类不足可能导致刑罚投入过剩，由于刑种欠缺，不能完全满足罪刑相适应和刑罚个别化原则的需要，只好向上浮动，适用与罪行不相称的较重的刑罚。另一方面，刑罚种类不足也可能导致刑罚投入不足。在自由刑难以适用的法人犯罪中，我们经常看到司法机关囿于现行刑罚结构的缺陷，无法对法人犯罪投入必要的刑罚量的尴尬局面。此外，刑罚种类的不足还可能导致法外用刑，如在刑法之外不通过正当法律程序，适用劳动教养这一实际剥夺人身自由，具有刑罚效果的非刑罚惩罚方法。因此，我们主张，对我国刑罚结构改革的前提，就是对刑罚方法进行多样化设计。
对刑罚方法进行多样化设计时，应当从我国与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以我国现行刑罚结构为基础，总结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经验，借鉴外国刑事立法例中有益的作法，我们具体设想：
（一）改造劳动教养，将其作为独立的刑罚方法纳人刑罚结构。劳动教养是对罪行轻微但又屡教不改的人员适用的行政强制措施。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劳动教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人民政府设立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决定，期限为1-3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在劳教期间，劳教人员实际被强制集中居住在封闭的劳动教养管理所，接受军事化管理，只有在执行劳动教养半年以后并且表现良好的个别人员，才能在节假日准许回家探亲。由于劳动教养的审查决定权不受制约，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实际承受着被剥夺人身自由的法律后果。
我们主张，在修改刑法时，彻底回避保安处分的观念，维持我国刑事制裁的一元化体系。保安处分尽管能够用以积极主动地预防未然之罪，较之刑罚仅能在犯罪发生后被动地惩罚犯罪，具有积极的促进机能。但保安处分本身即具有破坏法制、侵犯人权的危险倾向。如果我们通过完善刑罚方法，调整刑罚结构，能够建立比较完善的控制犯罪的一元化刑事制裁体系，就没有必要另搞一套保安处分体系。
无论采用哪一个方案，教养的刑期都应大大缩短。教养作为一种独立的刑罚方法，是介于管制和拘役、有期徒刑之间的一种轻刑，期限不宜过长。尽管教养和管制、拘役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的性质和程度都不同，三者之间没有必要保持时间上的前后衔接，但也不宜相差过于悬殊。我们设想，教养的期限宜与管制的期限相同。由于教养对人身自由的限制程度比管制重，所以教养是较管制为重的刑罚方法；另一方面，由于教养机构实行半开放式处遇，被教养人员在教养机构并未如拘役完全丧失人身自由，所以教养是较拘役为轻的刑罚方法。这样，教养就成了介于管制和拘役之间的一种限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人身自由的刑罚方法。
（二）借鉴各国刑法中的社区服务，设立社区服务这一新的刑罚方法。“社区服务，就是判令犯罪人在社区从事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13]增设社区服务这一刑罚方法，可以使社会或被害人从犯罪人的公益劳动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同时也可以加强犯罪人的公民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缓和社会对犯罪人的义愤和责难，改善犯罪人的社会形象，更可以避免将轻微罪犯投入监狱所可能产生的负作用，并且不需要国家额外地支出刑罚成本，符合刑罚经济原则，符合刑罚社会化、开放化的改革潮流。我们认为，社区服务是对轻微罪犯适用的比较理想的自由刑替代措施。我们设想，社区服务的期限以十五日以上六个月以下为宜，数罪并罚时最高不能超过一年。社区服务由公安机关委托犯人所在社区组织监督执行。
（三）完善罚金刑制度。罚金刑制度改革，是本世纪各国刑罚改革的重点。针对我国现行罚金刑制度存在的不足，借鉴各国罚金刑制度改革的经验，我们主张，完善我国罚金刑制度应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１．提高罚金刑在刑罚结构中的地位，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我国现行刑法仅规定罚金为附加刑，罚金刑在刑罚结构中的地位偏低。尽管按照刑法规定，附加刑既可附加适用，也可独立适用，罚金刑的附加刑地位似乎不影响其广泛适用。但是，是否将附加刑上升为主刑，涉及刑事立法的价值导向。刑事立法明确规定罚金刑为主刑，表明立法者认为罚金是对罪犯适用的主要刑罚方法之一。立法者的这种认识必然会影响司法者对待罚金刑的态度，从而引起司法者对罚金刑的重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后，也不会妨害其和自由刑并科。德国、法国、日本刑法典将罚金刑上升为主刑后，都规定罚金可以和自由刑并科。
２．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罚金仅适用于贪利性犯罪和个别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适用范围过于狭窄。我们主张，借鉴当今世界各国扩大罚金刑适用范围的经验，对过失犯罪、所有贪利性犯罪（包括法人犯罪、财产犯罪、经济犯罪和其他具有图利目的或动机的犯罪）以及一部分危害不大的故意犯罪，都规定可以适用罚金刑。
３．完善罚金数额的确定原则。通览世界各国刑法，确定罚金数额的原则有普通罚金制、比例罚金制、无限额罚金制和日额罚金制四种。我国现行刑法典关于罚金数额的规定可以归入无限额罚金制，但近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单行刑法有的已经采用了普通罚金制和比例罚金制。我们主张废除现行刑法典的无限额罚金制，在确定罚金数额时，首先应当根据犯罪的情节并斟酌罪犯的支付能力决定罚金的数额；其次应当区别犯罪的性质选择确定罚金数额的原则，对贪利性犯罪一般应当采用比例罚金制或普通罚金制，对过失犯罪和其他非贪利性犯罪应采用日额罚金制。
４．改革罚金刑的适用方式。纵观各国刑法例，罚金刑的适用方式共有专科罚金、选科罚金、并科罚金、易科罚金和附科罚金五种。而我国刑法仅规定可以选科和并科，适用方式比较单一。我们设想，在修改刑法时，根据犯罪的性质和情节，对危害不大的过失犯罪专科罚金，对一般过失犯罪和轻微故意犯罪选科罚金，对其他犯罪并科罚金，并在刑法总则中规定易科罚金制和附科罚金制，将有助于充分发挥罚金刑的功能，有效地克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防止犯罪分子在图利犯罪得逞后，仅受自由刑的处罚，而在经济上捞取便宜。
５．完善罚金刑的执行制度。罚金刑执行难是困扰罚金刑制度、影响其效能的一大世界性难题。为了保障罚金刑的执行，各国除加强罚金刑的执行力度外，更从立法入手完善罚金刑的执行制度。如在定期缴纳或分期缴纳制度的基础上，发展了延期缴纳、缓期缴纳（相当于罚金刑的缓刑）和逐日缴纳制度；强化罚金刑的执行保障措施，在规定罚金减免缴纳制度的同时，完善强制缴纳制度，有的还规定了以自由劳动偿付罚金、罚金易科劳役、罚金易科自由刑的制度。为保障我国罚金刑的执行，需要在现行的罚金刑执行制度基础上，增设延期缴纳制度和缓期缴纳制度。至于是否采纳罚金易科劳役或自由刑制度，当持慎重态度。相比之下，以自由劳动偿付罚金不失为罚金缴纳确有困难而又不具减免条件时比较现实可行的选择。
（四）完善资格刑。我国刑法规定的资格刑制度相对比较落后，仅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和剥夺勋章、奖章、荣誉称号三种资格刑，且在刑罚结构中仅处于附加刑的地位。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１）剥夺政治权利的政治色彩过浓，带有明显的阶级斗争痕迹，且其内容过于宽泛，没有严格的法律界限；（２）资格刑刑种欠缺，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资格刑刑罚体系；（３）资格刑刑种欠缺导致资格刑的适用范围受到极大限制，对绝大多数犯罪无法适用资格刑。针对我国资格刑制度存在的上述缺陷，我们提出以下改进和完善设想：
济南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济南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
（1997年7月25日济南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1997年8月16日山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速科学技术进步，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和《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与提高等各项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以及相关的服务和行政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市、县（市、区）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管理科学技术进步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科学技术进步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和管理。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有关的科学技术进步工作。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科学技术进步发展规划，确定科学技术发展目标、任务和重点领域，并组织实施。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重视应用基础研究。
第五条 鼓励国（境）内外的组织和个人来本市投资、捐资，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科技开发与成果转化
第六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技术、人才、信息市场的发展。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科技开发与成果转化计划。
第七条 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高新技术企业享受国家和省规定的各种优惠政策。
第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科学技术进步发展规划的要求，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重点发展主要行业的基础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先进的设计、制造与施工技术及节能降耗技术，淘汰落后的产品、技术和工艺。
新上项目和引进国外技术必须经过科学的咨询论证，同时制定出成果转化或消化吸收的计划。
第九条 企业应当根据国际、国内市场需求，吸收和开发新技术、新工艺，增强市场竞争力。
大中型企业应健全和完善总工程师技术负责制。总工程师负责企业科技开发工作的组织、科技开发经费的使用安排、科技工作的管理、科技工作者专业技术职称的晋升考核。
科学技术进步考核指标应当纳入厂长(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
第十条 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多种形式的农业科学技术开发和推广服务机构，稳定、健全县（市、区）、乡（镇）、村农业科学技术服务网络，进行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开发、试验和示范推广，对农业生产实行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发展高产、优质
、高效的现代化农业。
第十一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企业集团建立各种形式的科技成果试验基地、推广中心和生产力促进中心，协调解决资金、场地、人员等实际问题。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联合开发、共建产业实体等多种方式进行合作，促进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
第三章 研究开发机构和科技工作者
第十二条 市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按照本市科学技术进步发展规划优化科技资源配置，逐步建立重点实验室、科学研究中心和工程研究中心。
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应当以市场为导向，逐步建立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联合的多种形式的技术开发机构。
第十三条 独立科研开发机构可以实行理事会决策制、院（所）长负责制，在研究开发、生产经营、经费使用、机构设置和人员聘用等方面享有自主权。
院（所）长离任，实行离任审计制度。
第十四条 独立科研开发机构自主创收全额留用，财政不予提留，主管部门不得向独立科研开发机构收取管理费。事业费核减到位的独立科研开发机构，财政、科技及其行业主管部门应在基础设施、项目经费、设备更新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十五条 鼓励科研开发机构转制为科技企业或者科技企业集团，成为行业或企业的技术开发中心。
转化为企业的科研机构，除享受国家对企业的各项税收优惠外，经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核定后可继续保留其名称，并享受科研事业单位一切待遇。
第十六条 鼓励研究开发机构和科学技术工作者同国内外的组织和个人进行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设立联合科技开发机构，创办科技企业。
第十七条 鼓励创办各类民营研究开发机构和民营科技企业。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做好民营研究开发机构和民营科技企业的审批、认定、指导等管理工作。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保护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合法权益。科学技术工作者所在单位，应当支持和组织科学技术工作者接受继续教育，不断更新知识。
科学技术工作者有依法创办或者参加科学技术社会团体的权利。
第十九条 科学技术工作者依法取得的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
第二十条 承担市级以上重点科研开发项目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在承担任务期间，所在单位应当给予一定的科研津贴。
第二十一条 建立和完善科技工作者合理流动的机制，保护企业和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益。科技工作者在完成本职工作和不侵犯本单位技术权益及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可以从事业余科技服务活动，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四章 科学技术进步的保障措施
第二十二条 根据科学技术进步发展的需要，逐年提高全社会科学技术投入的总体水平，使之与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全市研究开发经费应当高于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点五，并逐步增加到百分之二以上。
第二十三条 本市建立财政拨款、银行贷款、企业投入、团体和个人投入、引进外资等多渠道的科学技术投入体制。
市科学技术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全社会科学技术投入的考核指标体系。
第二十四条 市、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用于科学技术的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年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同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
市、县（市、区）、乡（镇）科技重大科研项目费、中间试验费、新产品试制补助费（以下简称科技三项经费），每年分别按不低于财政预算支出的百分之一安排。
科技三项经费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克扣、截留。财政、审计部门对科技三项经费的使用进行监督。
第二十五条 各专业银行按照国家产业、产品政策扩大科技贷款规模，以高于本市信贷规模的年增长幅度逐年增加。
第二十六条 高新技术企业每年用于技术开发的经费应当高于销售收入的百分之三；其他企业不低于百分之一。
企业的技术开发经费按照实际发生额计入成本，并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第二十七条 市、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对列入重大科技开发和科技成果推广计划的项目应当给予重点扶持。在确定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计划时，应当逐年增加技术改造资金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和消化、吸收、创新资金占技术引进投资的比重，对中间试验基地、重点
试验室建设投资及其他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优先安排。
第二十八条 市、县（市、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科学技术知识普及工作，逐年提高科学技术普及经费。科学技术普及经费应当用于科学技术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
第二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软科学研究，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并有计划地建立科学技术信息网络，促进科学技术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产业化的发展，为科学技术信息的社会共享创造条件。
第三十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济南市科技进步奖、济南市科技星火奖，奖励取得重大科学技术成果的组织和个人。
市人民政府对为本市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给予特别奖励。
第三十一条 企业、事业单位对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新产品研制、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过程中做出重大贡献的科技人员和职工，除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以外，可以向有关部门推荐破格晋升专业技术职务或推荐授予荣誉称号。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国家财政制度、财务制度，挪用、克扣、截留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经费的，由上级机关责令限期归还；情节严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滥用职权、压制科学技术发明或者合理化建议，情节严重的，由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四条 对在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和科学技术成果申报中，采用欺骗手段取得优惠待遇或奖励的，由给予优惠政策待遇或奖励的部门取消其已取得的优惠待遇或奖励，并按有关法律、法规给予处理。
参加科学技术成果鉴定的人员故意做出虚假鉴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五条 剽窃、篡改、假冒或者以其它方式侵害他人著作权、专利权、发现权、发明权和其它科学技术成果权的，非法窃取技术秘密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六条 对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上一级机关的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自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
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8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