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工程建设工法管理办法》的通知
建设部
关于印发《工程建设工法管理办法》的通知
建质[2005]145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江苏、山东省建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有关总公司：
现将《工程建设工法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原《建筑施工企业工法管理办法》（建建[1996]163号）同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工程建设工法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推进我国工程建设工法的开发和应用，促进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和技术积累，提升我国整体施工技术管理水平和工程科技含量，加强对工法的管理，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工程建设工法的开发、申报、评审和成果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工法是以工程为对象，工艺为核心，运用系统工程原理，把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结合起来，经过一定的工程实践形成的综合配套的施工方法。
工法分为房屋建筑工程、土木工程、工业安装工程三个类别。
第四条 工法必须符合国家工程建设的方针、政策和标准、规范，必须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提高施工效率，降低工程成本，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特点。
第五条 工法分为国家级、省（部）级和企业级。
企业根据承建工程的特点、科研开发规划和市场需求开发、编写的工法，经企业组织审定，为企业级工法。
省（部）级工法由企业自愿申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主管部门或国务院主管部门（行业协会）负责审定和公布。
国家级工法由企业自愿申报，由建设部负责审定和公布。
第六条 国家级工法每两年评审一次，评审数量原则上不超过120项。
国家级工法具体评审工作委托中国建筑业协会承担。
第七条 国家级工法的申报条件：
（一）已公布为省（部）级的工法；
（二）工法的关键性技术属于国内领先水平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工法中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尚没有相应的国家工程建设技术标准的，应已经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建设工程技术专家委员会审定。
（三）工法经过工程应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四）工法的整体技术立足于国内，必须是申报单位自行研制开发或会同其它单位联合研制开发；
（五）工法编写内容齐全完整，应包括：前言、工法特点、适用范围、工艺原理、施工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材料与设备、质量控制、安全措施、环保措施、效益分析和应用实例。
第八条 建设部负责建立国家级工法评审专家库。评审专家须从专家库中选取。工法评审专家具有高级技术职称，并满足多专业、多学科的需要。评审专家应有丰富的施工实践经验和坚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担任过大型施工企业技术负责人或大型项目负责人，年龄不超过70周岁。院士、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和优质工程奖的专家优先选任。专家库专家每四年进行部分更换。
第九条 国家级工法的评审应严格遵循国家工程建设的方针、政策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材料，评审专家应坚持科学、公正、公平的原则，严格按照评审标准开展工作，所有评审专家都应对所提出的评审意见负责，保证工法评审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同时要注意工法技术的保密性。
第十条 国家级工法的评审程序：
（一）从专家库中抽取专家组成国家级工法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名，副主任委员三名，委员若干名。评审委员会内设房屋建筑工程、土木工程、工业安装工程三个类别的评审组，各由一名委员兼任组长；每个评审组的评审专家不少于7人。
（二）国家级工法的评审实行主、副审制。由评审组组长指定每项工法的主审一人，副审两人。每项工法在评审会召开前由主、副审详细审阅材料，并由主、副审提出基本评审意见。
（三）评审组审查材料，观看项目施工录像，听取主、副审对工法的基本评审意见；在项目主、副审基本评审意见基础上提出专业评审组初审意见；在评审中，评审组内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可保留意见报评审委员会备案。评审组初审通过的工法项目提交评审委员会审核。
（四）评审委员会全体成员听取评审组初审意见，进行问题答辩。采取无记名投票，有效票数的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通过，形成评审委员会审核意见。
（五）评审委员会提出审核意见，经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签字后，报主管部门。
第十一条 经评审的国家级工法及工法评审的主、副审专家在相关媒体及建设部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10天。经公示无不同意见，由建设部将工法予以公布。
对获得国家级工法的单位和个人，颁发证书。
第十二条 已批准的国家级工法有效期为六年。
第十三条 已批准的国家级工法如发现有剽窃作假等重大问题，经查实后，撤消其国家级工法称号，五年内不再受理其单位申报国家级工法。
第十四条 工法编制企业应注意技术跟踪，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及时对原编工法进行修订，以保持工法技术的先进性和适用性。
第十五条 工法所有权企业可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偿转让工法。工法中的关键技术，凡符合国家专利法、国家发明奖励条例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的，应积极申请专利、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
第十六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开发和应用工法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和个人，应给予表彰。
企业应对开发编写和推广应用工法有突出贡献的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十七条 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积极推动企业将技术领先、应用广泛、效益显著的工法纳入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技术和地方标准。
第十八条 各地区、各部门可参照本办法制定省（部）级工法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建设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建筑施工企业工法管理办法》（建建[1996]163号）同时废止。
读《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原载《求索》2006年第5期)
冷必元
（湖南工业大学法学院、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
一
我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源远流长，根据确切的史料记载，其源头可追溯到尧舜时期。几千年的社会光阴沿着黄河长江缓缓流逝，但它同时也留下了人类社会世代遗继的司法制度。然而，“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变化的不光是法律，还有法律得以实现的承载机体——司法制度；时代流变，司法制度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量变或质变，时间淘汰了司法制度，时间留下了司法制度，时间改变了司法制度，时间也充实了司法制度。因此，时间的长河把历史上零零总总的司法制度编制成了一张千头万绪的罗网，它的整体构架呈现出一派纷繁芜杂茫无头绪的“荒芜”之景。这就形成了司法制度史研究的困难。面对历史以来杂乱无章的司法制度，研究者往往如同置身荒无人烟的沙漠，辩不清了东南西北，甚至也迷失了自己。
正因为适当的研究路径难以发现，以往的法史学研究都基本上遵循着一个相同套路，那就是绝对以时间为经，跟着历史的轨迹亦步亦趋，比如在西周出现过那些史料，马上就把西周的所有相关史料平铺直叙记录下来，作为一个章节，再如在秦汉出现过那些相关史料，又马上把秦汉的所有相关史料一条不漏记录下来，作为一个章节。最终的结果却是，当读者在秦汉部分发现了与西周相关的史料，又不得不掉转车头回来寻找西周。如此几经往复，前后不相衔接的繁杂史料使读者如坠五里雾中，怨烦之感油然而生，本来丰富多采的法史学顿时变得如同嚼蜡，索然无味。
然而，就我国法史学者张兆凯教授最近编著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一书来看，它的确非常巧妙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研究路径，避免了陈旧研究方法带来的流弊。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扬弃了传统的史学著作编排体系，不再绝对以时间为经，而是把整部著作概括为五个方面内容，即司法机构与职官演变史、诉讼制度演变史、审判制度演变史、监狱制度演变史和监察制度演变史，从而列出五个专题，再分别进行专题研究。这有点类似于军事上“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术思想。
采用这一编排体系后，整个研究路径顿时变得丁卯分明，研究者就不再是茫无目的地罗列历史，五个靶子已经竖起来了，余下的只需有选择性地将相关箭矢发射到各个靶心；研究者确立了自己的中心，就可以围绕中心有针对性地研究开发，而不再是面对成千上万的文物古籍而盲目借引或不知所措。不仅如此，采用这一研究策略后，读者也消除了读法史著作时索然寡味的干涩感觉，能一口气将整本书读到底。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编排体系为作者的研究打开了思路，作者紧紧抓住司法制度的这五个向度，就好比军事家掌握了有利的地形，从而形成了“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写作优势。当然，作者的这种写作优势一经读者阅读，又顺理成章的演化成了读者的阅读优势。
二
诉讼法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争论不休的议题：诉讼活动追求的到底是法律真实还是事实真实？法律真实即是程序真实，事实真实即是实体真实。现在法学界特别是外国法学界一般认为法律追求的应是程序真实，而非实体真实。但就法史学研究而言，其追求的绝不仅是“程序真实”，遵照通常的研究步骤按部就班地进行操作不是法史学研究的目的，法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实体真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史实中找出历史规律。所以，史之研究，最重考证。历史的重现是史料的重现，史料是历史的生命之源。正由于此，《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坚持了考证的研究方法，步步以史料为基，层层以史料为垒，构筑起了一座司法制度史大厦。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对史料的重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不是肤浅的，而是深刻的，重视史料的指导思想一以贯之地融化在整部著作中。通观全文，略言之，作者对史料“忠贞不渝”的专注情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重视史料来源的真实性。从全书考察，作者极少转引证据，而是直接引经据典，查考古籍文献，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保证史料来源的真实可信。不仅如此，在一些地方，作者还用心良苦地对证据的真实性作了充分合理的证明，比如在采用《史记•夏本纪》之前，作者推证道：“就像我们在甲骨文发现后，对司马迁《殷本纪》的记载没有任何怀疑一样，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尚未发现其文字的《史记•夏本纪》记载的真实性。”寥寥数语，使读者对证据的真实、文章的真理更加深信不疑。这也正反映了作者一向治学严谨、考证精细的学风。
其二，重视史料的合理引用。作者对证据的引用相当考究，务求证据在文章中引用得恰如其分、恰倒好处，而绝不是见证即引、滥竽充数。甚至作者并不满足于引证的恰当程度，某些证据还使文章妙趣横生、增色不少，比如为了说明廷尉位尊权重，作者引用了《汉书》中的一段话：“下邳翟公为廷尉，宾客填门，及罢，门外可设雀罗。后复为廷尉，乃置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贫一富，方知交态。”生动的引用使文章更加和谐轻快，熠熠生辉。
其三，重视史料基础上的发挥。引用证据是为了说明事理、陈述见解，所以，作者并不是单纯地搬移史料，而总是站在史料之上，阐述理由，叙说观点。如作者在引用《周礼•秋官•大司寇》的相关史料后，得出了《周礼》“处刑严酷、动辄诛杀”的特点，而且还进一步推论出另一重要结论：“周代一方面宣传德主刑辅的思想，但对违反《周礼》规定的行为，则不稍加宽恤。可见周朝的所谓‘德治’与严法是互为补充或相为表里的，并不存在谁主谁辅的问题”。又比如当作者在考证到夏的监狱叫做夏台，而“夏台亦叫钧台。《竹书纪年》云夏启元年大飨诸侯于钧台”时，提出了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新问题：“既然是宴会之所，怎么就成了监狱呢？”作者就此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可不可以认为夏台当时并不是监狱，桀只是临时性的将汤软禁于夏台。后则由于汤的显赫，人们就将夏台作为监狱的一种代称了。”
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一书特别是其中张兆凯教授所著的第一和第四章中，诸多史料证据，作者总是信手拈来，前后紧密衔接，给人一气呵成之感。启卷开章，一阵远古的清风夹着原汁原味的周礼秦律幽香扑面而至，既不轻浮虚华，也不干瘪枯燥，理在据在，娓娓道来，犹如一场底蕴深藏辞章外表因而别开生面的演说；读者婉若身临古境，那手执三尺、口含天宪的司法官吏就近在眼前，那整饬邦国、纠审犯罪的一次次司法活动就近在自己身边。从此也可以看出，在作者的知识体系中，已彻底打通了法学和史学之间的界限，研究法也即是在研究史，研究史也即在研究法，法与史融会贯通，水乳交融，盈盈相契，收发自如，展示了极其深厚的法学和史学功底。
三
“先阵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写作的成功，首先在于作者排出了一个“五行阵”：官置、诉讼、审判、监狱、监察，五个方面前后相继，俯仰和合，因而章法严整，井然有序。“五行阵”的排列，主要在于它的高屋建瓴，树立了五个研究目标，研究活动就具有了针对性，有针对性地寻找资料，有针对性地演绎推理，有针对性地陈述发挥，使整个写作进路显得得心应手，条分缕析。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成功的另一方面在于作者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翔实占有史料，精细研究史料，慎重陈述史料，独到发挥史料，一言一行，皆在史中。历史是已然的事实，司法制度史也不例外，任何对司法制度史没有根据的想象和猜测，都是对已然的虚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以史为本，刨根究底，其研究成果值得信赖。
专题研究方法、考证研究方法，是支撑起《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两大脊梁。在两大研究方法指导下，作者构建了《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这座金碧辉煌的理论豪宅。然而，“高下相倾、长短相随”，从事物相对而生的矛盾性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两大研究方法既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赢得了理论身价，但同时又暗含了两个理论上的隐忧。
就专题研究方法而言，官置、诉讼、审判、监狱、监察，五个方面虽然是条理清楚，层次分明，但是，五个方面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内在关系呢？由于专题研究方法本身的限制，这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不能完全回答的问题，纵使有所回答，也总会使文章显得繁复冗长，拖泥带水。
再就考证研究方法而言，对史料的严格要求，慎之又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写作者的想象空间。在历史资料中爬行，战战兢兢，如覆深渊，如履薄冰，太重视考证的研究方法很难说不会影响到本应该不断增强的理论研究上的冒险精神。这也是为什么本书的个别地方总让人产生意犹未尽之感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两个研究上的缺陷也并非《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所固有，因为它原生于专题研究方法、考证研究方法本身天生的缺陷，只要采用了这一方法，这些缺陷必然会附随而生。而一如本评论所言，事实上，这两大研究方法的确是最适合于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研究的捷径，在看来如此杂乱无章的历史中，想为中国司法制度史理出顺序，划分界限，便不能找到其他更为便捷的研究方法。“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利害权衡，理智地选取了这两个研究方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研究缺陷正并非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缺陷，而恰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研究优越性的体现。
著名法学家邱兴隆提出了“批判的资格”问题，其实，提议者的言下还隐含了另一个问题：被批判的资格。批判绝不是对被批判者的简单否定，而恰恰是肯定了被批判者具有被批判的资格，是对被批判者在理性目光审视下的充分肯定。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著作，《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也许还会存在其他的缺陷，由于本文单纯从其研究方法着手进行评论，所以，其他方面的优劣不是本文所品头论足的范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除本文外，《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还必然会受到更多理性思维的关注和批判，因为每一部有价值的著作都必然会在历史的长流中不由自主地接受自己被批判的资格，那也是社会大众对它的认同，是社会大众给予它的合理的名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