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公共图书馆条例（试行）
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经济特区公共图书馆条例（试行）
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经深圳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1997年7月1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发展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公共图书馆事业，满足人民群众对科学文化知识的需求，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结合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公共图书馆，是指各级人民政府投资兴办，向社会公众开放的、具有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存储、加工、开发和服务功能的公益性机构。
第三条 市、区、镇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使用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深圳市人民政府应按照行政区域分级设置图书馆的原则，制定深圳市公共图书馆发展规划和网络建设方案，逐步建成现代化公共图书馆网络，实现公共图书馆文献资源共享。
各级人民政府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兴办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并参加市公共图书馆网络。
第二章 公共图书馆的管理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是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主管部门），履行以下职责：
（一）编制公共图书馆发展规划；
（二）编制公共图书馆网络建设方案；
（三）制定有关公共图书馆管理的规定；
（四）组织公共图书馆发展规划和网络建设方案的实施；
（五）对公共图书馆的工作进行监督；
（六）负责本条例的实施与监督。
区人民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区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共图书馆的建设、监督和管理。
各级财政、规划、人事、建设、教育等有关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协同主管部门实施本条例。
第六条 市主管部门成立图书馆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委员会）。市主管部门对下列事项应征询专家委员会的意见：
（一）公共图书馆发展规划；
（二）公共图书馆网络建设方案；
（三）公共图书馆的馆舍建筑设计方案；
（四）公共图书馆业务规程；
（五）公共图书馆业务工作；
（六）公共图书馆管理等重大问题。
第七条 深圳图书馆是市公共图书馆网络的中心，对全市图书馆的业务工作进行指导，履行以下职责：
（一）协助市主管部门进行全市的图书馆网络建设；
（二）组织、指导全市文献资源的开发及服务工作；
（三）组织、指导全市图书馆学的研究；
（四）组织、指导全市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培训。
第八条 公共图书馆应当自设置之日起30日内，向市主管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公共图书馆的合并、分立、撤销或者变更馆址、馆名，须经原登记机关批准并重新登记。
第九条 公共图书馆的馆舍、设备、文献资源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损坏或侵占。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公共图书馆馆舍的用途。
第三章 公共图书馆的建设
第十条 市、区、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辖区的人口分布情况、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设立公共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的布局要求、馆舍面积、阅览座位和藏书量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公共图书馆业务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从行政事业经费中列支，公共图书馆经费的增长幅度应和正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相适应。
公共图书馆的业务经费必须用于图书馆建设和开支，不得挪用。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国内外的单位和个人向公共图书馆捐赠资金、文献、设备。
第十三条 公共图书馆应根据图书馆文献资源现代化和读者服务的需要，积极引进文献存储、加工和传递的现代化技术设备，提高图书馆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投资兴建的公共图书馆应参加以深圳图书馆为中心的市公共图书馆网络。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兴办的图书馆可以成为市公共图书馆网络的成员。
参加公共图书馆网络的成员应遵守公共图书馆网络的业务规则。
第十五条 市公共图书馆网络应发挥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的作用，逐步实现公共图书馆之间的采购协调、集中编目和图书通借通还的目标。
第四章 读者服务
第十六条 凡是能够遵守公共图书馆有关管理规定的人均可成为公共图书馆的读者。
第十七条 读者可按图书管理有关规定办理借书证。
第十八条 公共图书馆每周的开放时间，市公共图书馆不得少于六十四小时；区公共图书馆不得少于五十六小时；镇公共图书馆不得少于四十八小时。
逢国家法定节、假日，公共图书馆应予开放，但可适当缩短开放时间和缩小借阅范围。
第十九条 公共图书馆应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确定文献的借阅范围。除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某些文献停止公开传播外，不得另立标准、任意封存文献资料。善本、珍本以及不宜外借的文献资料，仅限读者在馆内阅览。
第二十条 公共图书馆应采取开架或半开架借阅制度，并注意设计、营造和维护好读者的阅读环境。
第二十一条 公共图书馆应根据读者需要，设置读者目录，并逐步设置读者目录检索终端，对读者进行书目指导服务。
第二十二条 读者在公共图书馆内享有下列权利：
（一）免费进行书目检索；
（二）免费借阅文献；
（三）获得工作人员提供关于利用馆藏的指导；
（四）获得工作人员解答有关阅读方面的询问或进行定题服务；
（五）参加各种读者活动；
（六）向主管部门或公共图书馆提出建议和意见。
第二十三条 读者在公共图书馆内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爱护文献资源和公共设施；
（二）按规定日期归还所借文献，超过规定期限的，应按规定交纳滞还费；
（三）按规定交纳文献资源开发成果的使用费；
（四）遵守公共图书馆的其他规章制度。
第五章 文献收藏
第二十四条 深圳图书馆是本市出版物版本收藏单位。市各出版单位和各企业、事业单位均须向深圳图书馆缴送两本公开及内部出版物样书（刊）。
第二十五条 各级公共图书馆应逐步形成自己的馆藏特色，应重点收藏有关改革开放、高科技、港澳经济的文献和市、区的地方文献；市公共图书馆应收藏专利文献、标准文献和国内外主要出版物。
第二十六条 公共图书馆除收集和入藏传统载体形式的文献外，还应收集和入藏录像带、缩微胶片、光盘等新型载体文献，以建立多样化的馆藏体系。
第二十七条 公共图书馆应采用国家标准作为编写目录等业务工作的技术规程，在没有国家标准的情况下，由市主管部门统一确认技术规范，公共图书馆应严格执行。
第二十八条 对新入馆的文献资料，应及时登记并投入流通；对已破损或陈旧等原因而不再具有使用价值的文献资源，应报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处理。
第六章 工作人员
第二十九条 公共图书馆实行馆长负责制。
公共图书馆馆长应具备下列资格：
（一）市、区公共图书馆馆长应具备研究馆员、副研究馆员职称，或具有五年以上的图书馆工作经验的相关专业副高级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二）其他公共图书馆馆长应具备馆员或馆员以上职称，或具有五年以上的图书馆工作经验的相关专业中级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第三十条 公共图书馆应加强图书馆专业队伍的建设，根据工作需要，配备图书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专业工作人员。
第三十一条 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应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能为读者解答读者有关利用文献资源方面的询问，辅导读者查找文献资源。
第七章 奖励与惩罚
第三十二条 对向公共图书馆捐赠资金、文献、设备以及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市、区主管部门应当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区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
（一）公共图书馆的设立和变更没有按规定登记的；
（二）侵占公共图书馆的馆舍、设备的；
（三）改变公共图书馆馆舍用途的；
（四）将公共图书馆业务经费挪作他用的；
（五）未按时向读者开放公共图书馆的；
（六）任意限定文献资源公开借阅范围的；
（七）未向深圳图书馆缴送公开及内部出版物样书（刊）的。
具有本条第一款第（二）、（四）项行为且违反其它法律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向读者收取服务费用或超额收取服务费用的，由市、区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返还，并向读者公开道歉。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损坏公共图书馆的设备、文献资源的，应按规定予以赔偿。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举办的图书馆的管理参照本条例实行。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所称的文献资源是指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包括图书、报纸、期刊、专利公告、标准文本、会议论文、科技报告、音像制品、缩微胶片和电子出版物等。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7年7月15日
死刑犯人工授精的法律思考
严 松
摘要：对浙江省舟山市死刑犯罗锋的妻子郑雪梨向法院申请人工授精一案，各界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持不同观点。本文将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进行法理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认为我国关于死刑犯能否实施人工授精的这一类问题还没有得到全社会的重视，法律中也缺乏此类的规定。本课题将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不同法律后果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等进行有意义的探索。
关键词：死刑犯 人工授精 生育权 法律思考
引 言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海口港城贸易公司员工罗锋与公司副经理王莹因为工作琐事（5元钱车费报销的问题）发生争执。罗锋因一时过于冲动，将同事打死。后来，罗锋被一审法判处死刑，这时，其结婚不久的妻子郑雪梨遂向法院提出请求：想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为深爱着的新婚丈夫生育儿女。对此，一审法院以无先例，二审法院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了郑雪梨的请求。对一审、二审法院拒绝郑雪梨的请求的结果和死刑犯罗锋是否可以实施人工授精问题，一时引起了较大的争论。
一、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不同观点
所谓人工授精，在法律上称为辅助生育技术，指以人工的而非性交的方法将精液注入女性体内而使其接受精液怀胎的行为。人工授精根据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同质人工授精、异质人工授精和混合人工授精[1][P25]。在这里，笔者只讨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能
否实施人工授精（同质人工授精方式）？这里有两种看法：
（一） 赞成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可以实施人工授精。
1、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依然是我国的公民。死刑犯虽然被剥夺了生命权和相关的政治权利，但他（她）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他（她）的国籍并没有被剥夺，他（她）依然是我国的公民。
2、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依然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与民事行为能力。根据民法通则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前提是：第一，具有生命，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第二，他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即必须是中国公民。一个人能被判处死刑：第一，他（她）必须达到执行死刑的年龄（年满18周岁），第二，精神正常，即能独立地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因此，他（她）与普通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
3、死刑犯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中，并不包含民事权利，即在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中，并没有一项属于包含生育权在内的民事权利，而生育权是包含在民法的人格权中，刑法并没有剥夺死刑犯的人格权。因此，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他仍然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公民，依然享有相对完整的民事权利。之所以是相对完整的民事权利，是因为他被判处死刑后，人身自由必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方便自由地行使民事权利。但他的其他权利，如人格尊严，就不能因此而受到侵犯。前些时候，就发生一起死刑犯与他人打名誉权的官司。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凡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都不得定罪处刑。即凡未禁止的就是允许的，法律不限制公民做法律不禁止的事。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利，所以，死刑犯就可以要求实施人工授精，有关部门尤其是司法部门就应当协助其行使这项权利。
（二） 否定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不能实施人工授精。
1、生育能力存在于生命之中，生育权存在于生命之中，死刑犯被依法剥夺了生命权，没有了生命权，当然也就没有了生育权。
2、如果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那么就会使部分死刑犯逃避法律的追惩，使法律的权威遭到亵渎。根据男女平等原则，如果男性死刑犯能够实施人工授精，那么女性死刑犯也能够实施人工授精。女性死刑犯在实施人工授精怀孕后，就不再适用死刑，这与《刑法》第四十九条“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相矛盾。因此，这就给想逃避死刑追惩的妇女提供了一条道路。最终就可能产生这样的后果：女性虽然犯罪，但是永远不会被判处死刑，最终导致男女真正意义上的不平等。
所以，死刑犯是不能实施人工授精的。
二、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法理分析
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究竟能否实施人工授精呢？笔者做出如下分析：
（一） 判断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能否实施人工授精，要看他到底被法律剥夺了哪些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对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
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从以上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后，并不是什么权利都没有了，而且《刑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我们都知道，刑法是用刑罚来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的基本法律。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犯有法律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都要依照法律的明文规定对其定罪量刑。对一个罪犯处什么刑，剥夺何种权利，都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2][P339]。在我国，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哪些权利被剥夺及受到限制，在法律上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即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化和明确化）。但是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都应该依法予以保障，不能因为没有法律上的规定而限制其权利的行使，绝不允许法官自由裁定（即罪刑法定原则的实定化）。而刑法中规定的各种刑罚，无论是主刑，还是附加刑中都没有剥夺关于生育权的刑罚。
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死刑犯在执行死刑之前享有以下权利：有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的权利；有提出会见其近亲属申请的权利；有在验明正身时留下遗言、信札和对财产处理的权利；有不被游街示众或有辱人格行为的权利；有对自己的遗体提出处理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死刑犯在临死前都选择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也正是这些死刑犯的遗体捐献，在挽救危急病人和缓解我国医疗机构器官短缺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日益成为挽救危急病人和缓解我国医疗机构器官短缺的主要来源。而死刑犯的精子或卵子属于其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死刑犯也可以将自己的精子或卵子捐献给自己的妻子或丈夫。由此可见，死刑犯除了生命权和相关的政治权利被法律剥夺外，他的其他权利并没有因为生命权和相关政治权利的剥夺而消失，恰恰相反，法律还必须保护死刑犯的这些权利的实现，当然也包括生育权的实现。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一个国家对人权的保护和法治的程度，同时也体现了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根据法理学的相关原理：对于政府来讲，无授权即无权力，政府应遵循“凡法律未授权就是禁止的”这一原则，严禁滥用职权。除特殊场合外，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但对于公民权利而言，应遵循“凡不禁止的就是允许的”这一原则，公民的自由度不局限于法律的授权性规定，即凡是法律未明确禁止，公民便享有自由 [3][P340]。另外，权力应受权利的制约。 民主和人权是法治国家的价值追求，执法人员应当依据民主和人权的精神来理解法律、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当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需要实施自由裁量时，尤其应当根据民主和人权的精神来填补法律的空白。法律并没有禁止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所以死刑犯是享有生育权的，并且相关部门应该积极保障其权利的实现而不是去限制它。
（二） 根据法的精神，虽然生育能力存在于生命之中，但生育权包括在人格权中。《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死刑犯也是我国公民，所以，死刑犯的人格尊严同样不受侵犯。而人格尊严是包含在广义的人身自由中的，因此，否定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的观点是错误的。而法律剥夺死刑犯的政治权利并不包含民事权利，因而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以前仍然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这一点前面已经讨论过，此处不再赘述），相应地，就享有生育权。
（三） 由于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目的无非都是为了给家里留下后代，以续香火。根据法治原则的一个基本原则：公民的一切行为或要求只要不是法律所禁止的，并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社会公德，都是可以成立的。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死刑犯进行人工授精，况且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并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社会公德。即使出于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考虑，也应该承认死刑犯的生育权。对国家权力的法律限制本身就是对人权的有力保障。法律至上性的最终目标也是为权利和自由发展服务的。因此可以说，充分尊重和扩展人权是法治的终极性目的价值。所以，是否承认死刑犯的生育权，在一定程度上是检验我国的司法是法治还是人治的一块试金石。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因为通过实施人工授精的孩子将来没有父亲或母亲不利于其成长而阻止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世界上有许多孩子在出生前就已经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就不应该（不能）出生呢？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因为，法律不能限制可能无父亲或者无母亲的孩子的出生，更不能仅仅因为孩子可能因此成长不利而剥夺其出生的权利。至于有的人认为，如果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那么就意味着女性死刑犯在实施人工授精后可以借此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因为对怀孕的妇女是不适用死刑的。男性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后，并不影响其死刑的执行，而女性死刑犯在实施人工授精怀孕后，就不能对其执行死刑，而且这也与《刑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相冲突。在这点上，笔者认为，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不仅不会使女性死刑犯逃避法律的严惩，更不会与法律相抵触。因为，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前提是对其实施人工授精不得影响死刑的执行。所以，男女死刑犯都可以实施人工授精，只是女性死刑犯在人工授精的权限（范围）上比原来（正常女性）狭小一些，即由于其人工授精不得影响死刑的执行，如果女性死刑犯要实施人工授精，则只能采取从女性死刑犯体内取出卵子一种方式进行人工授精（从女性死刑犯体内取出卵子与丈夫的精子受精后再植入另一位女性体内受胎分娩），而不能再由自己亲自担当生身母亲了。这样看来，似乎女性死刑犯的生育权限（范围）没有男性完整了。但是，在审判时，法律就已经给予妇女很大的照顾了——《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于死刑。这主要是国家出于对正在怀孕的母亲和腹中的胎儿的保护的考虑。这不仅是充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表现，更是对男性、女性犯相同条件下死罪后对怀孕妇女的一种优待。在这一点上，男性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减免照顾。相比之下，那种认为女性死刑犯在生育权上没有男性死刑犯完整的看法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四） 生育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该条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就包含了生育子女的权利。该条第二款还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公民有生育的义务，相应地也必然享有生育的权利。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该规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公民的生育权，死刑犯也是我国的公民，并且法律也没有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所以，死刑犯也享有生育权，且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在前面的案例中，人民法院判处罗锋死刑，是对罗锋生命权和相关政治权利的剥夺，而不是对罗锋其他一切权利的一概剥夺。在罗锋被执行死刑以前，他的生育权和其他未被剥夺的相关权利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他与郑雪梨的婚姻还处于存续状态。罗锋被监禁，就意味着他的人身自由被限制甚至部分被剥夺。在这种情况下，罗锋不可能像正常状态下的公民那样，同妻子通过性生活的方式行使生育权。但是，罗锋可以通过其他可行的、不妨碍司法机关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的方式（人工授精）行使生育权。而郑雪梨向法院提出的“借助人工授精的方式为罗锋生儿育女”正是这样一种可行的方式。
（五） 由于妇女有生育的权利，一旦有人阻碍她的这种权利的实现，法律就要排除它。在罗锋的案子中，谁要是阻碍了郑雪梨的请求，就等于阻碍了她的生育权的实现。所以，如果法律不承认罗锋的生育权，那就意味着，法律对婚姻的保护就是不完整的，并且也会影响到其妻郑雪梨的生育权利，让《妇女权益保障法》里的妇女生育权成为一纸空文。因此，一审法院以“无先例”为由拒绝郑雪梨的诉讼请求是不妥的。试问，如果什么都要以先例来做判断的话，那么，先例是如何产生的呢？
二审法院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郑雪梨的诉讼请求也是不妥的。因为，权利的剥夺，必须通过法律明文规定以列举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不能是笼统的、概括性的规定。同样，限制权利也必须要列举出来到底哪些权利受到哪些限制，如果没有列举，那只能推定没有限制，而不能推定都受到限制。法律虽然没有列举死刑犯的生育权，但是根据以上法理学的相关推理，死刑犯是享有生育权的。
三、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后果及法律思考
（一） 会给我国现行的法律带来挑战。在子女的法律地位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7月8日《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中指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理应适用于上述复函。但这只是一个复函，不是正式的立法。社会在发展，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现行法律如何处理死刑犯人工授精这一问题提出了挑战，这就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完善相应的法律。
（二） 在社会伦理方面，可能有一些人认为死刑犯是罪大恶极之徒，如果还让他们通过了人工授精留下后代，在心理上接受不了。笔者认为，这纯粹是报应刑论（罪刑报应主义）在作怪罢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在审判时，怀孕的女死刑犯同样是罪大恶极，按照报应刑论（罪刑报应主义），即使当时不便判处死刑，完全可以在其顺利产下胎儿一段时间后再执行死刑。人们可以接受审判时怀孕的死刑犯不适用死刑，为何就不能接受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遗传后代？至于有人担心死刑犯把自己的精子捐献给医学事业，可能导致乱伦（近亲繁殖）的现象，其实是多余的，因为通过人工授精所生的子女，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编码（防止近亲繁殖所编的识别码）。
（三） 作为实施人工授精一方的家属来讲，既然大人的生命无法挽留，但是能够拥有一个小生命简直就是他们生活的轴心，甚至可以燃起部分家属生存的希望。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民主程度和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程度。
四、结 语
死刑犯是拥有生育权的，因而也是可以实施人工授精的。死刑犯的生育权问题所体现出来的问题实际就是“死刑犯也是人”的这样一种现代价值取向。愿社会各界都聚焦并支持死刑犯的生育权，共同促进真正民主法治社会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陈宝林 . 现代法学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0
[2] ,[3]曾宪义 .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联考考试指南（第八版）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M] .北京：法律出版社 ,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