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六届第1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1984年9月2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1985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李先念
1984年9月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1984年9月2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1984年9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七号公布 自1985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培育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加快国土绿化，发挥森林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善环境和提供林产品的作用，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森林的采伐利用、培育种植、经营管理活动，都必须遵守本法。
第三条 森林资源属于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
全民所有的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森林、林木、林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四条 森林分为以下五类：
（一）防护林：以防护为主要目的的森林、林木和灌木丛。包括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沙林，农田、牧场防护林，护岸林，护路林。
（二）用材林：以生产木材为主要目的的森林和林木，包括以生产竹材为主要目的的竹林。
（三）经济林：以生产果品，食用油料、饮料、调料，工业原料和药材等为主要目的的林木。
（四）薪炭林：以生产燃料为主要目的的林木。
（五）特种用途林：以国防、环境保护、科学实验等为主要目的的森林和林木。包括国防林、实验林、母树林、环境保护林、风景林，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
第五条 林业建设实行以营林为基础，普遍护林，大力造林，采育结合，永续利用的方针。
国家鼓励林业科学研究，提高林业科学技术水平。
第六条 国家对森林资源实行以下保护性措施：
（一）对森林实行限额采伐，鼓励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扩大森林覆盖面积。
（二）根据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规定，对集体和个人造林、育林给予经济扶持或者长期贷款。
（三）征收育林费，专门用于造林育林。
（四）煤炭、造纸等部门，按照煤炭和木浆纸张等产品的产量提取一定数额的资金，专门用于营造坑木、造纸等用材林。
（五）建立林业基金制度。
第七条 国家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林业生产建设，依照国家对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规定，在森林开发、木材分配和林业基金使用方面，给予比一般地区更多的自主权和经济利益。
第八条 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主管全国林业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主管本地区的林业工作。乡级人民政府设专职或者兼职人员负责林业工作。
第九条 植树造林、保护森林，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全民义务植树，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第十条 在植树造林、保护森林以及森林管理等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或者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给予精神的或者物质的奖励。
第二章 森林经营管理
第十一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利用、更新，实行管理和监督。
第十二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森林资源清查，建立资源档案制度，掌握资源变化情况。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林业长远规划。国营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和自然保护区，应当根据林业长远规划，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实行。
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国营的农场、牧场、工矿企业等单位编制森林经营方案。
第十四条 全民所有制单位之间、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以及全民所有制单位与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
个人之间、个人与全民所有制单位或者集体所有制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处理。
当事人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解决以前，任何一方不得砍伐有争议的林木。
第十五条 进行勘察设计、修筑工程设施、开采矿藏，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必须占用或者征用林地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办理。占用、征用林地面积二千亩以上的，报国务院批准。
第三章 森林保护
第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建立护林组织，负责护林工作；根据实际需要在大面积林区增加护林设施，加强森林保护；督促有林的和林区的基层单位，订立护林公约，组织群众护林，划定护林责任区，配备专职或者兼职护林员。
护林员可以由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委任。护林员的主要职责是：巡护森林，制止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对造成森林资源破坏的，护林员有权要求当地有关部门处理。
第十七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切实做好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工作：
（一）规定森林防火期。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在林区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需要用火的，必须经过县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授权的机关批准。
（二）在林区设置防火设施。
（三）发生森林火灾，必须立即组织当地军民和有关部门扑救。
（四）因扑救森林火灾负伤、致残、牺牲的，国家职工由所在单位给予医疗、抚恤；非国家职工由起火单位按照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给予医疗、抚恤，起火单位对起火没有责任或者确实无力负担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医疗、抚恤。
第十八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
林业主管部门负责规定林木种苗的检疫对象，划定疫区和保护区，对林木种苗进行检疫。
第十九条 禁止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
禁止在幼林地和特种用途林内砍柴、放牧。
进入森林和森林边缘地区的人员，不得擅自移动或者损坏为林业服务的标志。
第二十条 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在不同自然地带的典型森林生态地区、珍贵动物和植物生长繁殖的林区、天然热带雨林等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林区，划定自然保护区，加强保护管理。
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施行。
对自然保护区以外的珍贵树木和林区内具有特殊价值的植物资源，应当认真保护；未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不得采伐和采集。
第二十一条 林区内列为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禁止猎捕；因特殊需要猎捕的，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办理。
第四章 植树造林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植树造林规划，因地制宜地确定本地区提高森林覆盖率的奋斗目标。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各行各业和城乡居民完成植树造林规划确定的任务。
宜林荒山荒地，属于全民所有的，由林业主管部门和其他主管部门组织造林；属于集体所有的，由集体经济组织组织造林。
铁路公路两旁、江河两侧、湖泊水库周围，由各有关主管单位因地制宜地组织造林；工矿区，机关、学校用地，部队营区以及农场、牧场、渔场经营地区，由各该单位负责造林。
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可以由集体或者个人承包造林。
第二十三条 全民所有制单位营造的林木，由营造单位经营并按照国家规定支配林木收益。
集体所有制单位营造的林木，归该单位所有。
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城镇居民和职工在自有房屋的庭院内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
集体或者个人承包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的，承包后种植的林木归承包的集体或者个人所有；承包合同另有规定的，按照承包合同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新造幼林地和其他必须封山育林的地方，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封山育林。
第五章 森林采伐
第二十五条 国家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量。全民所有的森林和林木以国营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农场、厂矿为单位，集体所有的森林和林木以县为单位，制定年采伐限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汇总，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
第二十六条 国家制定统一的年度木材生产计划。年度木材生产计划不得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计划管理的范围由国务院规定。
第二十七条 采伐森林和林木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成熟的用材林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择伐、皆伐和渐伐方式。皆伐应当严格控制，并在采伐的当年或者次年内完成更新造林。
（二）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中的国防林、母树林、环境保护林、风景林，只准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
（三）特种用途林中的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严禁采伐。
第二十八条 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
国营林业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和其他国营企业事业单位采伐林木，由所在地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
铁路、公路的护路林和城镇林木的更新采伐，由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采伐林木，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
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山和个人承包集体的林木，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
采伐以生产竹材为主要目的的竹林，适用以上各款规定。
第二十九条 审核发放采伐许可证的部门，不得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发放采伐许可证。
第三十条 国营林业企业事业单位申请采伐许可证时，必须提出伐区调查设计文件。其他单位申请采伐许可证时，必须提出有关采伐的目的、地点、林种、林况、面积、蓄积、方式和更新措施等内容的文件。
对伐区作业不符合规定的单位，发放采伐许可证的部门有权收缴采伐许可证，中止其采伐，直到纠正为止。
第三十一条 采伐林木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按照采伐许可证规定的面积、株数、树种、期限完成更新造林任务，更新造林的面积和株数必须大于采伐的面积和株数。
第三十二条 林区木材的经营和监督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三十三条 从林区运出木材，必须持有林业主管部门发给的运输证件，国家统一调拨的木材除外。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林区设立木材检查站，负责检查木材运输。对未取得运输证件或者物资主管部门发给的调拨通知书运输木材的，木材检查站有权制止。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情节轻微的，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赔偿损失，补种盗伐株数十倍的树木，并处以违法所得三至十倍的罚款。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情节轻微的，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补种滥伐株数五倍的树木，并处以违法所得二至五倍的罚款。
盗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盗伐林木据为己有，数额巨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超越职权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致使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伪造或者倒卖林木采伐许可证的，由林业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比照《刑法》第一百二十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开垦、采石、采砂、采土、采种、采脂、砍柴和其他活动，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赔偿损失，补种毁坏株数一至三倍的树木。
第三十八条 采伐林木的单位或者个人没有按照规定完成更新造林任务的，发放采伐许可证的部门有权不再发给采伐许可证，直到完成更新造林任务为止；情节严重的，可以由林业主管部门处以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九条 当事人对林业主管部门的罚款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罚款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林业主管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根据本法制定实施办法，报国务院批准施行。
第四十一条 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自治机关可以根据本法的原则，结合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制定变通或者补充规定，依照法定程序报省、自治区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
第四十二条 本法自１９８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浅论死亡权的特点及我国死亡权的立法设计
刘长秋
（20002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上海）
摘 要： 人应当享有死亡的权利。本文从死亡权所赖以存在的理论依托和宪法根据入手，对死亡权的特点与我国死亡权的立法设计做了浅要分析。
关键词： 死亡权；权利虚置；立法设计
中图分类号：DF90•0 文献标识码：A
与出生权一样，人的死亡权问题也是各国法理学界近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复杂问题。近年来，随着各国对安乐死问题的重新关注，尤其是2001年4月荷兰安乐死法案的通过所带来的关于安乐死合法化问题的再思考，死亡权再一次作为一个亟需面对和解决的突出问题而被摆到了各国理论研究者的桌面上，并重新在各国理论界引发了激烈争论。那么，人到底是否应当享有死亡权呢？假如人享有死亡权，则该权利有哪些特点，我国立法者又应当怎样从立法上去对这一权利进行科学地设计呢？本文拟对这些问题浅作探究。
一、人应当享有死亡权
笔者认为，与享有生存权一样，人也应当享有死亡权，主要理由如下：
1．生命权是公认的人所固有的基本权利，而在逻辑上，死亡权是生命权的一个方面。
从生命科学的角度上来说，生命是指包括从人的生命形成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因此，生命权应相应地包括人在生命三个不同阶段中所具有的三个具体权利内容，即生命从开始孕育到出生时的出生权、从出生后到死亡前的生存权以及临近整个生命末端的死亡权。[1]就是说，人的生命权之中实际上已经先天地包含了死亡权的内容，而生命权又被公认为是每个人所固有的最基本人权之一，因而，作为生命权之中的死亡权显然也应当是人所固有的最基本人权之一。
2．保障人死亡自由的需要是人享有死亡权的根据。
从法理上说，权利是对权利主体利益和自由的确认或保障，而死亡权就是对濒死病人死亡自由的确认。由于人的生命是属于个人的，“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的主权者”，[2] 因此，人有要求死亡的自由，而为了使这种自由最终获得实现，人也应当享有死亡的权利，只要这种死亡的权利不违背他人利益和社会公益。另外一方面，生命又不仅属于个人，它同时也是属于社会的。这就决定了在人对自己生命的处分会给社会的良性发展带来某种隐患或损害时，社会可以对个人处分自己生命的自由加以限制，这时，法律就会成为限制人死亡权的最有效手段。[3] 可见，只有在人对自己生命的处分无害甚至会有益于社会时，个人才有权处分自己的生命，而个人的这种死亡权也才应当受到法律的尊重、确认和保护。例如，在安乐死的情况下，病人处分自己生命的权利尽管也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某些负面效应，[4] 但由于其为他人和社会所带来的正面效应要远远大于其负面效应。因此，在这种前提下，法律没有理由限制病人的这一权利。
3．死亡权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法律对个人意愿的尊重和保障，在法制文明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主旋律的情势下，个人显然应当享有死亡权。
法制文明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追求并最终要实现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而法制文明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法律的制定、运作都必须以尊重和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为主旨并最终使主体获得自由与平等。”[5] 因此，衡量一部法律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看该法律对反映公民个人意愿的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障程度。在安乐死的情况下，法律允许病人安乐地死去，恰恰是法律对这些病人基本意愿的尊重和保障。因为，在病人治愈已无多少希望而活着又只能倍受痛苦的情况下，不允许病人自由且安乐地结束自己生命以结束其所承受的痛苦，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一种折磨。这种行为是极不人道的，是对病人基本意愿的漠视。从这一角度来说，死亡权体现了法律对个人意愿的尊重与保障，是文明社会法制发展的一个必然要求。
4．从《宪法》的规定来看，我国现行《宪法》为人们实际享有死亡权提供了较为可行的立法空间。
首先，《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说明，在我国，人格尊严是受法律并首先是《宪法》的严格保护的，而死亡权作为濒死病人主动结束自己痛苦生命的一种自由权，实际上也是他们选择有尊严的死亡的自由权。绝症病人在临终前深受病魔的折磨，往往都痛苦不堪，以致无法维护其在正常情况下作为正常人时所本应具有的尊严。对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而言，这种痛苦地活着远不及安乐地死去。而死亡权允许他们选择安乐死这种死亡方式，其根本目的在于减轻或消除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和折磨，体现了是对濒死者生命质量和尊严的尊重，是对我国《宪法》第38条所规定的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一种细化和回应。
其次，我国现行《宪法》没有直接规定死亡权，但这并不想当然地意味着《宪法》对死亡权的排斥和拒绝。这是因为，作为我国根本大法的《宪法》本身就是一部具有高度原则性和概括性的法律，它不可能对公民的权利都作出面面俱到的规定，而只能概括地提供一个“纲”，而将那些具体的权利留给其他部门法去规定。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认为《宪法》拒绝了这些具体权利。相反，实际的情况是，《宪法》并没有拒绝这些权利，而是将这些权利隐含在了某些条文之中。例如，《宪法》并没有直接规定名誉权，但由于名誉权是公民维护其人格尊严的一项必备权利，所以，没有人会否认《宪法》第38条规定的人格权中也内在地包含着名誉权。同样，尽管我国现行《宪法》也没有直接规定死亡权，但由于死亡权的本质是人自主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一种自由，因此，笔者以为，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中，实际上也已经包含了死亡权的内容。换言之，公民的人身自由中是包含死亡自由的，只不过这种死亡的自由需要借助其他公民（例如医生）来帮助其实现而已。
再次，当代宪法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向是保障人们的自由和权利。这使得“权利本位”已经成为当代立法的一个重要倾向。而根据“权利本位论”所主张的权利推定规则：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就应当是法律所允许的。当前，由于我国《宪法》并没有明文将死亡权拒之门外，所以，人们实际上可以享有死亡权，只不过在具体享有死亡权的方式和程度等方面还需要由某些专门的法律（例如安乐死法）来加以细化和进一步明确而已。从这一角度来说，死亡权的产生和法律对死亡权的认可与接受也是与《宪法》发展的基本趋向相一致的。
二、死亡权的特点
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人应当享有死亡权。然而，作为一项理论界尚存在争议的权利，死亡权又必然是不同于普通法定权利的，它有着某些自身专有的特点。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死亡权是一项伦理色彩很浓的权利。
由于死亡权所保障的是人趋死的自由，是直接挑战人的生命关系的一项权利，因此，死亡权具有极为浓厚的伦理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对死亡权的确认和保护极有可能会引发伦理上的危机。这是因为，法律一旦确认了死亡权，实际上也就是将死亡权上升到了法定权利的高度。我们知道，法定权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在其受到不当干预和侵害时，可以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寻求民事、行政或刑事方面的保护，易言之，一旦这些权利受到不当干预或侵害，有关的权利主体便会得到相应的司法救济。所以，不难想象，如果法律确认了人的死亡权并规定了与之相匹配的司法救济措施，则对于与病人在一起共同生活并具有亲情而力图挽留病人生命并在客观上干预了病人死亡要求的病人的近亲属来说，一旦病人动用死亡权这块挡箭牌，则无疑将是对他们的当头棒喝，是其从心理上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的。由此可见，死亡权的伦理性是很强的，它在立法中的确立会极大地冲击人们的传统伦理观念。
2．死亡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权利。
从法理上来说，权利有自然权利和法定权利两种存在形式。其中，自然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它不依赖于法律的认可和保护而先天存在着。而法定权利，顾名思义，是指法律规范中的权利，是由自然权利最终演化和发展而来的，对权利主体而言，其所具有的自然权利能否获得实现，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要使这些权利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也就是说，要使这些自然权利上升为法定权利；否则，自然权利对权利主体来说就只能是一些奢侈品。但法律是否会对这些权利加以确认和保护却要取决于法律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既定事实。以生存权为例，在奴隶社会中，尽管奴隶也先天地具有生存权，但这种自然状态的权利却并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因此，在奴隶社会中，奴隶在法律上是不享有生存权的，在其生存权受到奴隶主的侵犯时，奴隶无法得到相应的司法救济。这种现实直到人类进化到了社会普遍认为所有人的生命都应当被重视并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的阶段时才得以改变，生存权被最终纳入到了法定权利的范畴，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法定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法定权利就是对自然权利进行平衡、筛选而产生的”，[6] 自然权利是法定权利的价值基础。
对于死亡权而言，它最初与生存权一样，也只是作为一种自然状态下的权利而存在的，并且是一项人所固有的天赋权利。作为一项固有的权利，这一权利的存在并不以法律的宣示为要件，就是说，即便在法律没有宣示这一权利的情况下，这一权利依旧天然地存在着。这正是尽管法律已经运作了上千年而迄今依旧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敢于明文禁止个人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死亡权的这种特点产生了下面这样的要求，即在客观上具备了法律对该种权利加以规定的客观事实的情况下，法律的介入必须是有限度的逐步介入，而不可能是对死亡权的全面肯定和保护。
3．死亡权上述两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下列事实，即：一旦该种权利被上升为一种法定权利，则其只能以一种非诉权利的身份出现在立法的条文中。
死亡权本身所具有的浓厚伦理性，使得法律在对待这一权利时，不能够采取过于轻率的态度，简单地加以确认和保护，而必须要具体分析这一权利所赖以实现的现实条件，有选择、有限制地加以规定。否则，就难免会引发某些伦理上的危机，背离法律日趋向公平和正义发展的最终方向。此外，死亡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权利，对这种自然权利而言，在当前将其上升为法定权利的事实条件在理论界尚存在诸多争议的情况下，法律对于死亡权虽应当加以认许，以使其最终摆脱自然状态，成为一项法定权利；但在其受到善意干预时，法律却不应对其提供司法救济。否则，就会不可避免地引发某些伦理危机。具体到安乐死的情况下，法律规定死亡权的本质目的在于肯定和鼓励已无生还希望的濒死病人坦然结束自己生命的勇气和自愿为家庭与社会减轻负担的高尚生命价值观，而不是保护其要求死亡并为实现这种死亡而不惜伤害其亲属的自由。可见，与健康权、隐私权等法定权利不同，死亡权是一种不可诉的权利。
4．最后，作为一种主要基于解决安乐死问题而将被提升到法定权利高度的伦理性权利，死亡权的适用有着非常有限的主体范围。
换句话说，在权利的主体方面，依法可以享有这一权利的主体只能是那些饱受病痛之苦且确实已无治愈希望而又看破死亡的濒死病人。而且，即使是在这样一个非常有限的群体范围之内，也并一定所有的人都可以完全地享有并任意地行使死亡权，某些人依旧不应享有并行使完全的死亡权，例如那些具有先天缺陷的婴儿，在其尚未达到法定民事责任年龄、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条件下，其死亡权是应当受到严格限制的；而对于那些尽管也已饱受病痛之苦且确实已无治愈希望但却并不愿意结束自己生命的濒死病人来说，显然也谈不上所谓死亡权的问题。这种适用主体范围的有限性也是死亡权区别于其他人身权的一个重要特征。
死亡权所具有的上述几个方面的特点对立法提出了新的、不同于传统普通法定权利的要求，这给立法者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由于实践中已经存在许多病人自愿要求对自己实施安乐死的相关案例，且客观上也具有对符合一定条件和要求的病人实施安乐死的需要，因此，立法者应当在审慎衡量人们的死亡权问题的基础上，在立法中对人的死亡权作出规定。这样一来，法律应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死亡权，便成为立法者乃至立法理论工作者所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三、法律对待死亡权的应有态度：对我国死亡权的立法设计
在我国，就现阶段而言，立法尚未明确涉及安乐死合法化的问题。这就说明，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对人们的死亡权加以认许。因此，死亡权在我国目前还只是一项自然权利，还没有被提升到法定权利的高度。而另一方面，由于安乐死问题已经在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并且其合法性已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所以，社会的发展以及利益与自由保障的需要决定了其必然也会象生存权一样，最终需要被提升为一项法定的权利。对于立法者而言，科学合理地设计死亡权便成为其所肩负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那么，立法者应当怎样去具体设计死亡权呢？或者换句话说，法律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规定死亡权呢？
笔者以为，由于死亡权本身所具有的不可诉性和浓厚伦理性，决定了立法者在对死亡权进行设计的时候，只宜将该权利加以虚置，即：立法在规定死亡权的时候不应当为该权利配备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这一点无疑使得“法定死亡权”具有了一定的法理悖论性。因为，从法理上来说，“法律不仅应当宣示权利，而且还应当同时配置救济的各种程序。”[7] 也就是说，对某一项具体权利而言，其对法律的要求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宣示以确认该项权利，也就是将原本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该项权利升格为一项法定权利；其二是从程序上就该项权利提供救济，也就是在该项权利受到不当侵害时，通过司法方式对其提供保护。而对死亡权而言，法律显然只能够满足权利对法律的第一个要求——宣示该项权利，而无法满足权利对法律的第二个要求——为权利提供司法救济。那么，对于死亡权这种“法定死亡权”来说，假如它仅仅得到了法律的宣示而没有被配之以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则是否会有悖法理呢？
笔者以为，权利对法律的上述两个方面的要求都不是绝对的。就法律对权利的宣示而言，并不是所有权利都应当得到法律的宣示。法律是否宣示或确认某一项权利主要取决于一定的社会事实，或者说是取决于一定社会的需要，只有当产生了相应的社会需要并具有了加以立法宣示的必要条件时，法律才会对某项具体的权利加以宣示。而就法律应当为权利提供司法救济而言，这一点也不并不是而且也不应当是绝对的。某些特殊的权利，尤其是那些伦理色彩很强的权利，便不宜被配之以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如妻子对丈夫所享有的配偶权受到侵害，便不享有诉权而得到救济。所以，严格来讲，法律应当在必要的时候宣示权利，并应当对普通的权利配置救济程序。这样看来，法律对死亡权的虚置也是不违背传统法理的。
当然，有些学者可能会因此而对“法定死亡权”的意义提出质疑，因为在当今社会中，有一种意识几乎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即：权利是对利益的斤斤计较。在这种权利意识已被逐渐格式化的情况下，一项不可诉的权利由于并不具有普通权利的利益保障功能和需要，那么对它来讲，其在立法上的存在似乎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甚至还大有画蛇添足之嫌。正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没有救济可依的权利是虚假的，犹如花朵戴在人的发端是虚饰。花朵可为人添美，但虚假的权利只能是伪善。”[8] 但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下面，我们不妨用一个比较蹩脚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对于病人来说，医生的作用在于能够开出一剂能够消除其病苦的好药；但对某些特殊的病人而言，比如说，一个渴慕得到一朵鲜花却又因各种原因而无法如愿以致积郁成疾病人，医生的作用或许更应当在于它能够送给该病人一朵其梦盼已久的鲜花，因为只有这样，病人才能够驱走心头的忧郁，剪除其致病的本源。可见，对于一个好医生来说，鲜花有时候也应当是所应提供给病人的一剂良药。而对于一部好的法律来说，某些看似装饰品的、虚置的、不可诉的权利也未尝不具有上述我们所说的鲜花的这种作用，假如我们把法律视为由立法者这类“医生”所开出的一个药方，则这些权利便是这个药方中的一剂剂良药。而假如我们将这一例子与安乐死作一下对类比，则对于那些饱受痛苦而又绝无治愈可能性的濒死病人来说，死亡权的意义便恰似医生药方中的鲜花，它在装饰法律、宣示法律文明的同时，也为这些病人趋死的愿望和以死亡来减轻其家庭和社会负担的高尚生命价值观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心理慰藉和精神援助。因此，对于法律来说，设置一些诸如死亡权等在内的不可诉的虚置权利也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综上所述，死亡权也与生存权一样，是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但从特征上来说，死亡权是一种不具有可诉性的伦理性权利，为此，需要法律以恰当的态度对待这一权利。具体言之，法律只应当宣示以确认这项权利，而不可以为其配之以司法救济程序。这实际上也就是法律对死亡权的虚置，而笔者认为，安乐死合法化的最大限度也应当是由法律最终来承认这种虚置的死亡权。
注释及参考文献：
[1] 生存权是人生命权中的主导权利，在人的漫漫一生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但出生权是生存权的基础，没有出生权也就谈不上生存权；同时，生存权又不可能是有始无终的，死亡权应当是其最终的归宿。
[2] 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0页。
[3] 这其间是有一个利益衡量过程的，在个人对自己生命处分给社会所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其所带来的损害时，社会没有理由要限制个人的死亡权的，而法律也没有理由不认可个人的死亡权。
[4] 例如其家人因此所要承受的精神压力以及传统生命神圣论因此所要面对的舆论冲击等等。
[5] 李春明：《安乐死立法的法律价值分析》，《医学与哲学》，2002年第4期。
[6] 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