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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人民法制观念的增强，我国的劳动争议案件近年来不断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平均每年以40%的速度在增加，给我国的法制建设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同时也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此同时，我国的劳动法律法规虽然在不断完善，但是许多的漏洞同样也在影响着劳动市场。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劳动市场，加强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一、我国目前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

　　《劳动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也可以协商解决。第七十九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我国的《劳动法》，我国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办法主要是：

　　（一）劳动争议和解。即当事人双方自行协商，达成解决劳动争议的协议，和解无法定的规则和程序，无第三人参与。协议的达成和遵守完全由双方自愿。

　　（二）劳动争议调解。即在第三人主持下，通过说服、劝导，使劳动争议在当事人双方的互谅互让中得以解决。我国立法所允许的调解包括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调解和人民法院调解。

　　（三）劳动争议仲裁。指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对当事人请求解决的劳动争议，依法居中公断，进行调解、裁决。劳动争议仲裁经一方当事人申请即可启动，不以另一方当事人的同意为条件，因此是一种强制仲裁。劳动争议仲裁的时效为60天。

　　（四）劳动争议诉讼。指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并由人民法院让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审理和判决的活动。我国的劳动争议诉讼由法院民庭审理，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实行两审终审。

　　现行法规定了和解、调解、仲裁、诉讼四种处理劳动争议处理方式 。在这四种方式中，和解和调解并非必经程序，当事人可以不经和解或调解而直接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在和解和调解不成时再申请仲裁。不过劳动仲裁是诉讼的前置程序和必经程序，只有对仲裁裁决不服时才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现行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劳动争议解决存在着许多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现实劳动争议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调节制度作用不大

　　《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可以设立由职工代表、用人单位代表和工会代表组成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解劳动争议。但大多数用人单位没有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即使有的设置了，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而被企业所控制，不能很好地调解劳动争议问题。

　　（二）仲裁前置不尽合理，仲裁制度也存在问题

　　仲裁是指争议双方当事人自愿将其争议提交给第三人作出公正的裁决。仲裁的基本原则就是自愿，即是否仲裁由当事人自愿选择，是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只有劳动争议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前或发生后取得了关于仲裁的一致意思表示，仲裁机构方可受理。我国《合同法》及《仲裁法》对经济争议、民事争议的仲裁采用的都是当事人自愿原则，而现行劳动争议中实行的却是强制仲裁的原则，只要一方当事人递交了申请书，劳动仲裁机构即可立案，无需征得对方当事人同意。这一点严重违背了仲裁自愿的原则。

　　《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三十条 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这就是说，如果劳动争议双方当事人只要有一方在合理的诉讼时间内提起诉讼，那么仲裁委员会对劳动争议案件作出的裁决书就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率。这种效力的发挥需要人民法院的判决下达后才有效力。所以这相应的造成了客观上的成本增加，也就是仲裁阶段成本的增加。所以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先裁后审制度的弊端。同时，在现实情况中，量仲裁案件积压很久都得不到处理，当事人权益难维护，办案质量难保障。这样往往加剧了劳动矛盾，使得劳动争议案件复杂化，劳动双方矛盾进一步尖锐。

　　随着司法考试的进行，法律职业共同体逐步建立，主任、法官、检察官、公证员均纳入这一范畴。而劳动争议仲裁作为一种准司法行为，其仲裁员并未有此方面的要求，其准入要求较低，难以保证高效、公正地作出裁决。

　　（三）解决过程程序多、周期长

　　目前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实行的是“一裁两审”制度。“一裁”，即劳动仲裁；“两审”，即申诉人不服劳动仲裁部门的裁决，可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法院起诉，对一审法院判决不服的，当事人还可以在收到判决书或裁定书之日起15日内上诉。法院审理一审案件审限6个月，经过院长批准可以延长6个月；二审案件审限3个月，经过院长批准可以延长3个月。经过上级法院批准还可以延长3个月。由此可见，一件劳动争议案件不超审限都要经过11个多月才能有最终结果。劳动纠纷案件往往需要很多的程序，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四）劳动监察，执法乏力。大量因违法侵权引发的劳动争议得不到有效遏制，职工合法权益难保障。我国绝大多数劳动争议因用人单位侵犯劳动者法定权益而引发，如拖欠工资、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等。凡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到位的，劳动者权益就能及时得到保护，由此引发的劳动争议就大量减少。凡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消极乏力，将劳动者投诉拒之门外，或受理后不执法、不作为的，劳动侵权行为就难以有效遏制，由此引发的劳动争议就无法及时处理，劳动者权益就难以保障。

　　三、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改革的建议

　　（一）实行仲裁自愿

　　仲裁自愿是指劳动争议调解机构调解不成或当事人不愿意调解，当事人可以共同协商将劳动争议交与劳动仲裁机构仲裁，双方协商不一致的直接进入审判程序。裁审并列指仲裁的不得再提起诉讼，已进入诉讼的不得再申请仲裁。仲裁裁决为一裁终局。 这样既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需要，也能实现劳动仲裁的立法目的。仲裁是指争议双方自愿将争议交给权威、公正的第三方裁决，并自愿接受该裁决。进入仲裁，完全是当事人信任仲裁机构并自愿选择的结果。一裁终局能避免为履行程序而走过堂的尴尬，能更好地发挥劳动仲裁机构的主动性、强化仲裁员的责任心，提高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效果和质量，充分发挥劳动仲裁制度高效的优势。 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在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中，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当事人而言，是最后一道保护屏障，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劳动权益最终能否得到保护。在解除了仲裁前置的束缚之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能得到有效的保障。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又可以节约诉讼资源。实行这种体制能缩短劳动争议处理的周期，提高劳动争议处理工作的效率，降低劳动争议处理成本，使劳动争议双方当事人尤其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保障。裁审并列避免了又裁又审，节约了诉讼资源。

　　（二）尽快完善劳动争议监察机制

　　强化劳动保障监察机制，建立问责制，明确责任追究，保障执法到位，有效遏制因劳动侵权行为引发劳动争议得不到及时处理的问题。完善劳动保障监察与劳动争议仲裁衔接机制，违法问题由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执法，不得推诿扯皮。建立劳动保障监察与法院协调制度，研究解决行政执法与强制执行的衔接问题，最大限度强化执法效力，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合法权益。建立工会与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协调处理劳动争议联动机制。凡因劳动侵权行为引发的劳动争议，劳动者向工会反映的，工会应及时通报劳动保障监察部门，督促并配合其行政执法，及时、有效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三）建议建立独立的劳动仲裁机构，确保劳动仲裁的独立和公平

企业家如何防范法律风险•之三

企业家 请远离黑社会

唐青林 项先权


企业家不要企图通过黑社会来解决纠纷
　　有些企业家以黑白两道皆通而引以为豪。因与黑社会有染而落马的企业家不少。沈阳黑社会老大刘涌(判刑之前是沈阳市人大代表)被判决死刑；原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黑老大”桑粤春被判死刑；著名的企业家袁宝王景因雇凶杀人被判死刑……
　　根据王荣利律师发表的《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的初步统计表明，其统计的130例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例中，构成或者涉嫌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共19例(其中一起被媒体指为“黑社会老大”而法院最终判决并未认定)，占全部案例总数的14.61%。可见民营企业家触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几率相对较高。（见本报2009年1月1日第9版报道）
　　在涉嫌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企业家中，有些先是“黑社会”老大，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洗手成为“企业家”；有些先是企业家，尔后是“黑社会”老大。有些自身不是黑社会，但有时候请“黑社会”帮忙“摆平”一些事务而引火烧身。
　　依靠黑社会解决纠纷，很可能永远无法摆脱黑社会。因为只要哪天他的“黑社会”杀手出事了，难免向公安机关交代供出曾经为你“效劳”的案件；哪天他穷途末路了，难免找你“要口饭吃”，粘上黑社会的企业家将可能永无宁日。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黑社会，珍惜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不要企图通过所谓的“黑社会”解决纠纷，更不要依靠“黑社会”发展自己的企业。
　　北京建昊集团董事长、被称为“中国股票第一人”、旗下已经拥有60多家控股、参股公司，集团总资产扩张到33个亿、捐资1000万元设立“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建昊奖学金”的企业家袁宝王景，因雇佣黑社会“摆平”商业对手、终因无法忍受杀手事后不停敲诈，再次雇凶将“杀手”干掉。2006年3月17日上午8时50分，亿万富豪袁宝王景在辽阳市一家殡仪馆内的注射死刑执行车内被执行死刑。
　　袁宝王景家境贫寒，幼年勤奋好学，考进了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袁宝王景进入中国建设银行证券部工作。1993年，袁宝王景成立了“北京建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20万元启动资金发迹，很快赚到200多万元。凭借这200多万元资金进军证券市场。通过不停地收购其他上市公司的股权、重组，获得巨额利润。高峰时，建昊实业公司一度是30多家上市公司的重要股东。到1997年，袁宝王景旗下已经拥有60多家控股、参股公司，集团总资产扩张到33个亿。成为富豪后的袁宝王景捐资1000万元，与团中央、全国学联共同发起设立了“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建昊奖学金”。
　　正处于事业颠峰的袁宝王景，却在一次期货交易中失手，并与昔日朋友———“期货枭雄”、四川“教父”级人物刘某结怨。袁宝王景认为，不除去这位对手将会后患无穷。于是，袁宝王景先后雇请凶手杨某和汪某刺杀刘某，但是数次均未得逞。1997年秋天，刺杀刘某未成的凶手汪某与袁宝景彻底闹“掰”了，离开了昔日的雇主袁宝王景。
　　汪某灰溜溜地回到辽阳后，认为混了五六年连台车都没有混上，觉得很掉价。为此，他内心非常渴望袁宝王景给予他一些补偿。他以为当过警察，只要略施手段，完全有能力要袁宝王景乖乖就范。
　　于是从1998年到2001年之间长达3年的时间里，汪某不停地通过电话敲诈，袁宝王景对此非常愤怒。但是汪某对袁宝王景的公司内幕(例如偷税、漏税等)了如指掌———只要汪某活着，袁宝王景将永远摆脱不掉这种阴影。于是他找来二哥袁宝琦，两个人密谋后，决定杀了汪某。
　　2001年11月15日，汪某遭受一次刺杀，被扎11刀。第一刀扎在后背直入肝脏、造成肝脏大面积出血；左前胸一刀，未及心脏；右肩一刀；左腹部一刀，大肠外露；左大腿两刀，其中一刀将腓总神经扎断；其余都在两臂处。他到医院后失血性休克。因为送医院及时，汪某被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
　　2003年10月4日，汪某在回回营麻将馆玩到晚上11点左右，自己开着桑塔纳回家。大约11点30分左右，汪某下车后，刚来到门前按门铃，被躲在暗处的杀手用双筒猎枪连续射击。经过法医检验，认定汪某急性失血性死亡。
　　2003年11月24日，袁宝福、袁宝森，袁宝琦、袁宝王景先后落网。2004年9月9日，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袁宝王景、袁宝琦、袁宝森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袁宝福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判决宣告后，四被告人均上诉。
　　然而2006年3月17日上午，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了辽宁省高院的终审裁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袁宝王景、袁宝琦、袁宝森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和执行死刑的命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袁宝福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企业家切忌依靠“黑社会”发展企业
　　有些企业家利用企业经营的利润，“以商养黑，以黑护商”。他们杀人强奸，伤害无辜，无所不为。但是中国法律对于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打击是很严厉的，企业家如果用自身资金资助黑社会或者依靠黑社会势力发展自己的企业，将很容易被认定为黑社会“老大”，受到法律严厉追究。多行不义必自毙。人间正道是沧桑，企业家依靠黑社会势力发展企业，企业并不能长久。
　　抚顺市正大房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时年51岁的曲全国，就是因为借助黑社会发展自己的企业，最终因成员内讧发生命案而牵连“出事”，身家数十亿元的老总最终被判无期徒刑。
　　曲全国落马前系抚顺市正大房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抚顺市新抚区人大常委会常委。其公司曾开发抚顺市多处大型房产项目，仅当时正在开发的抚顺市新抚地区零道街至十四道街的棚厦区改造工程占地面积就达四平方公里，产值逾十亿元。可是他为了发展自己的企业，动用冯刚从2001年初开始先后网罗50余名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实施暴力拆迁、野蛮拆迁，致使多起斗殴、故意伤害案件发生。还资助冯刚买来转轮手枪等用以武装团伙成员，在曲全国经营的抚顺市正大房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中，专门对付拆迁时的“钉子户”。冯刚与团伙成员、正大房屋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动迁科副科长王忠彦在瓜分拆迁利益上出现矛盾，王忠彦扬言要给冯刚一点颜色看看。冯刚见团伙“大哥”曲全国也对王忠彦流露出不满情绪，于是在2002年5月13日，带领亲信王英顺、王立军持猎枪、尖刀闯入公司，众目睽睽之下对正在办公室内的王忠彦连开两枪，当场将王打死，在场的另一受害人潘某也被刺成重伤。抚顺警方集中了精兵强将，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抓捕冯刚、王英顺、王立军的行动，三名嫌犯悉数落网。2002年9月18日，曲全国等人乘车到抚顺市政府谈业务的时候，警方随后对其实行了拘捕。2002年中秋节，曲全国这位抚顺市大名鼎鼎的企业家终于在办案警官面前痛哭流涕地低头招供。
　　经过司法机关查明，曲全国作为大哥的这个黑社会组织的犯罪，涉及黑社会组织罪，杀人罪，强奸罪，绑架罪，伤害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持有、买卖、运输、制造枪支罪等多个罪名。根据《刑法》规定，涉案的3名主犯冯钢、王英顺、王利军被判死刑。曲全国被判无期徒刑，曾经无比风光的董事长将在冰冷的铁窗后度过悲凉的余生。
　　类似案例还有不少，例如前沈阳南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宁等人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
　　1988年，吴宁创建沈阳食品批发站，网罗高海洋等有违法犯罪前科劣迹或社会闲散人员，在公共场所或经营场所采取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实施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欺行霸市等违法犯罪活动，成为具有一定影响的黑恶势力。1998年，吴宁又成立沈阳南风房地产有限公司。
　　吴宁在攫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又巧取政治利益，成为区、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为自己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建立保护伞。他还腐蚀、贿赂国家工作人员，为其犯罪集团的暴力和经济活动提供帮助，使得其得以顺利聚敛财富，逐渐形成人数众多、骨干成员相对固定的犯罪组织。多年来，被告人吴宁单独或指示手下实施了偷税、高利转贷、强迫交易、抢劫枪支等犯罪事实；除此之外，他们还干扰公安机关办案，致使多名民警因徇私枉法或收受贿赂受到法律追究。在1999年至2006年年间，他们逐渐成为影响极为恶劣的犯罪集团。最终被法院判决认定吴宁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犯抢劫枪支、偷税、非法持有枪支、寻衅滋事等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
　　从王荣利律师对130例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例的统计情况来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民营企业家中的比例相当高。这一罪名在国企企业家中，是很少见的。这是民营企业家与国企企业家犯罪的最大区别之一，非常值得民营企业家予以重视。

注：本文为“企业家法律风险防范”系列文章之一，系列文章的部分内容摘自作者于2008年11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企业家法律风险防范》（MBA、EMBA教材）。本文首次刊登于《法制日报•周末》。

注：
1、本文首次刊登于《法制日报•周末》，作者为唐青林（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律师）、项先权（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2、本文为“企业家法律风险防范”系列文章之一。主要内容摘自作者于2008年11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企业家法律风险防范》（MBA、EMBA教材）。


唐青林 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项先权 浙江新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