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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给你“当场击毙”的权力？

作者：许建添　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生


　继今年四月份广州市委副书记张桂芳明确提出“面对砍手党时，干警要敢于开枪，否则是民警的悲哀”之后，六月下旬，湖南长沙警方生重拳出击打击“两抢一盗”，举措之一即在街头挂出“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 “抓获飞车抢夺现行犯罪嫌疑人的奖励5000元”的横幅。这反映了我们的人民警察为了保卫人民（包括我们的人民警察）生命财产安全而与犯罪作斗争的决心与勇气。其出发点是好的，并且取得了一定效果，据红网湖南频道报道，6月11日至7月7日近一个月时间，长沙全市“两抢一盗”案件发案率锐减57.8%。（http://hn.rednet.cn/c/2006/07/10/934673.htm， 2006年7月11日访问）但是， 笔者认为“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存在问题，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发表个人看法。
　　第一，将飞车拒捕者当场击毙，是否有合法依据？许多人都认为，“当场击毙”于法有据。其大都引用的法律依据是《人民警察法》（以下简称《警察法》）第十条的规定：“遇有拒捕、暴乱、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他暴力行为的紧急情况，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武器。” 同时引用《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九条第三项的规定：“人民警察判明有下列暴力犯罪行为的紧急情形之一，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武器：……（三）抢夺、抢劫枪支弹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因此草率并且自信地得出结论：对于“飞车抢劫拒捕者”，人民警察经警告无效，使用枪支等武器将其“当场击毙”于法有据。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无论是《警察法》还是《条例》均只规定警察在何种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而没有赋予警察“当场击毙”犯罪嫌疑人的权力。“使用武器”与“击毙”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何以得出“当场击毙”于法有据的结论？况且，《条例》第四条规定：“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原则。”从此条规定看，使用武器的目的是在于制止违法犯罪行为，而且必须尽量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给人的感觉就是对飞车抢劫拒捕者使用武器的目的是“击毙”，而且无需“减少人员伤亡”。试想，都把人家“当场击毙”了，如何“尽量减少伤亡”？《条例》第五条还规定：“人民警察不得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使用警械和武器。”，因此，长沙警方公然对外宣称“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是违法的！
　　第二，从刑事法治角度来讲，“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有违罪刑法定与无罪推定原则。警察要“当场击毙”飞车抢劫者，必然要先判断嫌疑人是否是飞车抢劫、是否拒捕。但凭什么判断嫌疑人是飞车抢劫而不是飞车抢夺？如果嫌疑人实际上是飞车抢夺而警察认为是飞车抢劫所造成的生命损失怎么办？何谓拒捕？逃跑算不算拒捕？飞车抢劫最高院已经在去年下发了相关司法解释，在2005年6月8日开始实施的《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里规定对于驾驶机动车、非机动车夺取他人财物的，一般以抢夺罪从重处罚。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以抢劫罪定罪处罚：（1)驾驶车辆，逼挤、撞击或强行逼倒他人以排除他人反抗，乘机夺取财物的；(2)驾驶车辆强抢财物时，因被害人不放手而采取强拉硬拽方法劫取财物的；(3)行为人明知其驾驶车辆强行夺取他人财物的手段会造成他人伤亡的后果，仍然强行夺取并放任造成财物持有人轻伤以上后果的。从这可以看出，飞车抢夺一般定抢夺罪，特殊情形才定抢劫罪，飞车抢劫与否，还是得由法律说了算。同时，《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了转化抢劫的情形，即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从抢夺罪转化为抢劫罪，应当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抗拒抓捕，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而长沙警方“当场击毙”飞车抢劫拒捕者的条件并没有体现出“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这一重要条件。此外，罪与非罪，同样应当经由法定程序才能确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如果警察在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就定嫌疑人“飞车抢劫拒捕”并“当场击毙”，就是违反罪刑法定与无罪推定原则！
　　“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是在严峻的治安态势下所作的选择，这不禁让人想起我们建国后的几次“严打”斗争。在我们经历一次一次“严打”后，社会治安理应好转，可为何至今还需要“当场击毙”这样的视生命为玩物的打击活动？我们不更应当反思一下我们的刑事政策么？抢劫者可恨，飞车抢劫者更为可恨，但也许罪不容诛。笔者认为此次湖南长沙警方的行动功利主义色彩过于浓厚，政治色彩浓于犯罪与刑罚的自身规律，而且其“当场击毙”之规定有违法律。长期下去，法律将被执法者自己所践踏！
　　我们毫不怀疑长沙警方打出“飞车抢劫拒捕者，当场击毙”横幅的初忠，但是在法治社会打击犯罪必须依法进行，否则我们将会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当某些人还陶醉于部分人们对警方所作所为的拍手称快时，笔者却为此而担忧。更有甚者，认为面对带来严重社会危害的飞车抢劫歹徒，民警可以免去鸣枪示警，直接开枪将其击毙。同样让笔者感到担忧的是，某著名院士在丢了手提电脑后，就立即想到了那个臭名昭著的收容制度，难道你忘记了“孙志刚们”所付出的血的代价？这些，无不暗示着我们的法治进程是多么的艰辛与漫长！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权人生前已处分的房屋死后不应认定为遗产的批复

1987年6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陶冶与邓秀芳财产继承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据报告称，陶庭柱、陶齐氏夫妇生有一子（陶国祥）二女（陶冶，另一女早亡）。陶庭柱于1924年死亡，遗有祖遗房屋3间。陶齐氏于1941年将3间房屋过户在儿子陶国祥名下并交了该房产权状。解放后该房产权仍由陶国祥登记，并管理使用达40余年。直至1968年陶齐氏死亡时，双方均未提出异议。1983年陶国祥死亡后，陶冶以房屋系父母遗产为由要求继承。陶冶有无权利继承此房。
我们研究认为，此案讼争房屋虽系祖遗产，但陶齐氏已将产权状交与陶国祥，并在两次产权登记和私房改造中，均确定由陶国祥长期管理使用，陶冶在陶齐氏生前从未提出异议。据此应当认为该房产权早已转归陶国祥、邓秀芳夫妻共有。陶国祥死后的遗产，依法应由邓秀芳及其子女继承。陶冶无权要求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