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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生效判决的权威性

李俊杰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如某省发布规范性文件规定媒介不得发表与法院判决内容相反的评论，某些媒介发表对某些生效案件的质疑性评论等）引发了法律界和新闻界的争论：对法院的生效判决能不能质疑？质疑生效判决是否等同于媒体审判？如何在既确保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批评监督的权利，又维护司法的权威与尊严之间寻求平稳？
　　“媒体审判”应有特定内涵
　　笔者认为，媒体审判的情形确实存在，其主要表现如：对案件作煽情式报道，房间夸大某些事实；偏听偏信，只为一方当事人提供陈述案件事实和表达法律观点的机会；对采访素材按照既有观点加以取舍，为我所用；断章取义，甚至歪曲被采访者的原意；对审判结果胡乱猜测，影响公众判断；未经审判，报道即为案件定性，给被告人定罪；发表批评性评论缺乏状况无端指责，乱扣帽子，等等。上述违背法治精神的媒体审判确有升级趋势，它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后果，无疑已对司法公正构成一定威胁。
　　但承认存在媒体审判现象，不意味着“媒体审判”这顶帽子就可以随便戴。如果简单地一概而论，认为只要媒体发表了有关案件的报道和评论就是媒体审判，必将导致对公众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的不合理限制。笔者认为，所谓“媒体审判”是指：新闻媒体在诉讼过程中，为影响司法审判的结果而发表的报道和评论这一概念包括如下要素：第一，应当是在诉讼过程中的行为。如果尚未进入司法程序，或判决已经作出，进而诉讼（审判）已经结束，则不存在媒体审判问题；第二，媒体主观上有过错，即试图影响司法审判的结果。这种主观过错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第三，媒体审判的载体主要是报道和评论，进而，读者来信、调查报告、照片、漫画及电视影像——即媒体所有的传播方式都有可能表现上述主观过错。
从上述概念出发，在尚未进入法律程序，即立案前，和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尤其是终审后发表的有关案件的报道和评论不应视为媒体审判。
　　司法既已判决 何来媒体审判？
　　所谓司法公正，很大程度表现在判决结果上。如果判决尚未作出，媒体即发表文章对其公正性表示质疑，那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本——判都没判，你怎能认定公正或不公正？所以判决作出之前，媒体一般应只作客观报道，而不宜渲染和评论。但判决已经作出特别是终审判决已经作出，媒体发表有关报道和评论便不再能影响判决结果了。既然导致媒体审判的原因已经消失，却仍然将媒体有关案件的报道和评论视为媒体审判，又是为什么？
　　有人可能会说，媒体有关司法活动的许多报道不平稳，某些评论也不公允，统统视之为“媒体审判”，有利于掏媒体对司法权威的损害。笔者以为，报道不平稳偏听偏信，评论不公允、搞人身攻击、乱扣帽子，这并非司法报道所独有。这种现象在媒体其他类型的报道中也存在，它是中国新闻界的常见病，只不过在司法报道领域表现得较为突出罢了。既然不是司法报道的独有现象，怎么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将“媒体审判”的帽子一戴了之？难道媒体针对其他题材的报道就可以不平稳，针对其他题材的评论就可以不公允吗？当然不是。可见，减少或预防这类非职业化行为的出路是加强培训，让媒体人真正认识平稳报道和公正评论的价值树立法律至上的现代意识，学会司法报道的规则和技巧，规范从业行为，而不是简单地出台一纸规范，要求媒体“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
　　必须承认，“媒体审判”是媒介的不良行为，必须避免和校正。但新闻媒体不仅对维护司法公正负有责任它也是人民言论自由的重要载体。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可以窒息批评之风。所谓言论自由，很大程度表现为表达意见的自由，进而是批评的自由。在这方面，新闻评论承载着巨大的责任对于生效判决，可以不服，可以申诉，但是必须执行——法律划定的究竟如此科学，它告诉人们：法律作为强制性规范，必须控制、也只能控制人的行动，却不能规范人的思想，公民有权依法表达不同意见。如果对于司法的判决，未生效者不可以批评质疑，生效了仍然不可以批评质疑，那么不同意见什么时间、通过何种管道表达呢？假如抱定如此信念：我的判决就是说一不二，不能不执行，也不能表示怀疑，更不能提出批评，那这究竟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合理规则呢，还是军事组织铁的纪律？是司法公正呢？还是司法专横？
　　司法权威靠什么保障
　　毫无疑问，司法的权威和尊严必须维护。依笔者之见，司法权威的确立，从宏观上看，有赖于司法体制改革，真正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是根本的出路。从微观上看，主要应从两条线上努力：
　　首先是法官应当将判决书写好，靠严密的逻辑，充分的说理对败诉者所有的争辩理由一一给予回答，让其心服口服。人们常讲西方法官是“笼中金丝雀”，是一群与外界隔绝的贵族，判决作出后，不且顾及各方反映。能够如此自信，除了法官们言出法随的稳固地位外，也因为判决书说理充分，以致许多判决书本身就是优秀的法学著作或论文，从而长久地尤为法学院的经典教义。他们所以能够远离媒体的关注，是因为他们已经将自己的法律理念和判决理由完整而浅析地表达在判决书中了。人们有什么不明白，就去看判决书吧！相比之下，我国法官的判决书还大有改进和提升的余地。法官们常常于判决之后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进一步阐述自己的判决理由，有时还就判决内容与持不同意见者公开争论，那为何不努力将判决书写得无可争辩呢？
　　其次是重视社会各界对判决的建议和意见，这是确保司法公正不可缺少的一剂良药。讨论分析判决的利弊得失，甚至对判决的某些内容提出质疑，这与拒不执行法院判决不是一个性质。是不是只要媒介发表了对判决的质疑，司法就一定要改判呢？非也。如果舆论表达的意见在法律上全无意义，司法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因为司法自有一套专业化的思维理念和动作模式，完全不必为那些不合理、不合法的舆论所左右。问题在于，媒介发表的针对判决的评论常常出自专业人士的深入研究，富有建设性，它对普及法律知识，对人民法院总结审判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审判水平，有百利而无一害，为什么不可以质疑，不可以批评？媒体发表的质疑和批评将促使法官们将判决书写得无可置疑，无可批评，使之足以面对事实和法律，足以面对历史和未来，于是司法的权威不言自明，最终获益的将是全体公众和整个社会，而言论自由和司法公正的目的不正在于此吗？
　　有必要说明的是，鉴于司法公正对社会正义的特殊意义，媒介上对于判决的质疑和批评有必要总量控制，不宜过多过滥，相关文章也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讲究表达技巧，这是对媒体机构社会责任感和判断能力的综合考验。这类文章应当是说理的，而非简单地宣泄不满情绪；应当是善意的批评而非恶意的讽刺、挖苦、奚落、嘲笑。所谓善意的批评，应当对事不对人，批评内容严格限制在判决书的范围之内，切忌东拉西攫，避免针对法官的学识、品格，更不能搞人身攻击，乱扣帽子。善意的批评常常富有建设性——不仅指出这样做是有缺陷的，或者是错误的，还会指出更好的选择是什么，或者正确的是什么。这样的质疑或批评即使尖锐，仍未超出公正、公允的范畴，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属于正常的舆论监督和媒体审判完全不搭界。
■郑州戚谦律师•企业商业秘密保护专题系列六

商业秘密侵权之诉的实务技巧
戚谦 河南成务律师事务所 13837159892

实务中较常见的商业秘密有：生产方法、产品配方、图纸模型、客户名单、营销方法、进货渠道、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等。

商业秘密的民事诉讼主要包括违约之诉与侵权之诉。

商业秘密违约之诉，一般又分对内与对外两种情况。对内主要是权利人（通常为企业）与其员工就商业秘密签订了保密协议（保密协议在商业秘密侵权之诉中作为保密措施的一种，也是一份重要证据。但其主要目的是为证明讼争信息构成商业秘密）。 对外主要是权利人与其他生产经营主体间就商业秘密签订了转让或许可协议。此类诉讼系基于有关协议的履行产生争议，律师代理商业秘密违约之诉重点应放在具体的合同条款以及合同的附随义务之上。

现主要说明商业秘密侵权之诉的司法策略：

一、商业秘密侵权之诉起诉前的准备　　
　　律师代理原告提起商业秘密侵权之诉前，首先应全盘考虑并初步判断，被告所实施的行为是否满足构成商业秘密侵权的条件。　　

　　（一）原告有商业秘密存在　　
　　通常认为，一项信息构成商业秘密要符合秘密性、实用性、价值性、保密性四个条件。律师在初步判断讼争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时，应充分考虑下列问题：原告信息在行业内的知晓程度；原告信息是否是具体的，可实施的；原告信息是否具有最低程度的新颖性；原告有无采取合理的保密措施；原告信息是否为其带来经济利益或至少是潜在的经济利益；原告在开发及保持该信息时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情况。鉴于商业秘密权利本身并不稳定，原告在起诉时应至少对上述问题进行举证或说明，方能让法官认可有商业秘密存在。　　

　　（二）被告不存在合法使用权　　
　　律师代理原告提起商业秘密侵权之诉前，还应向当事人仔细询问或调查下列问题：被告所使用信息是否为其独立开发所得；是否能通过反向工程获得；是否系合法购买或许可而得；是否能从公开途径（如出版物、展览会等）获得。当然，有些问题原告起诉时是无法证明的，在诉讼过程中往往还要运用“实质性相似加接触”规则，达到转移举证责任的目的。　　

　　（三）公证取证与证据保全　　
　　实践中常遇到明知被告已获取、使用原告的商业秘密，但无法固定证据的问题。律师可尝试通过公证取证与证据保全的方法获取。如在购买被告产品时进行公证，并封存该产品（一般仅适用于技术秘密）；申请法院至被告处进行证据保全（但应详细说明要保全的具体内容、地点等）。
　　
　　二、“秘密点”的问题　　

　　商业秘密案件中，原告常常遇到这样问题：要么提交要求保护的信息过于宽广笼统，举证十分吃力；要么所提交的具体信息不是被告侵权所涉及的秘密信息，对不上“点”。这些情况的出现，是由于没有找准商业秘密的“秘密点”所造成的。　　
　　所谓秘密点，是指商业秘密权利人请求保护的与公知信息不同的信息，它既是原告权利的支撑点，也是判断被告是否构成侵权的对照物。简而言之，秘密点就是请求保护的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法官在审理时总是围绕原告请求保护的技术信息或经营信息的秘密点进行。换句话说，无论怎样复杂的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主要审理三块内容：一、原告秘密点是否符合商业秘密“四性”，是否能构成商业秘密。二、被告获得或使用的信息是否落入原告秘密点范围（是否相同或近似）。三、被告获得或使用的信息有无合法来源及是否采取了不正当手段。因此，律师能否找准秘密点，在整个商业秘密侵权之诉中至关重要，影响到整个案件的诉讼效果。　　

　　（一）技术信息的秘密点　　
　　在技术秘密案件中，任何一项技术，无论是结构和图纸，还是工艺和配方，无论是技术难度高的，还是技术难度低的信息，实际上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公知技术，另一部分则是特有技术。这两部分组成一个整体，在实际运用中无法分离。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商业秘密部分所要保护的只是后一部分。因此，权利人有义务明确自己的秘密点名称及范围，同时，法庭也应要求原告对此明确表述和界定。　　
　　 作为原告律师，首先应对当事人的信息作进行深入分析、整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律师对于信息的保密性、价值性、实用性等问题比较容易判断，但对于秘密性问题，尤其在判断是否具备新颖性（即与行业内公知信息相比有何区别）方面，并不一定在行，往往难以对专业技术问题或作具体陈述；而技术人员又往往对法律不甚了解，不能从法律的角度来阐述自己的专业知识。所以，在案件的分析和整理过程中，律师应当向原告单位的技术人员反复请教、沟通，作到能以法律的逻辑和标准去理解和评判涉案信息，以通俗的法律语言去阐述自己的观点。这样，庭审时才能做到言之有物，使法官能最大程度的了解并接受原告的观点。　　
　　其次，原告律师还要认真界定涉案秘密点的范围，切忌图省事，或贪大求全，没有考虑自己到底有哪些秘密点被侵权。实践中有很多原告抱着“撒网抓鱼”的观点，将所有的信息都作为秘密点起诉到法院，结果战线过长，举证时顾此失彼，难以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系统，诉讼目的难以彰显。
　　
　　（二）经营信息的秘密点　　
　　实践中，人们对技术秘密存在秘密点认识较为明确，而对于经营秘密是否存在秘密点常带有疑问。实际上经营信息既然可以构成商业秘密，那么它当然也有秘密点，只不过这种秘密点的新颖性及存续期相对技术秘密点而言要小、要短得多。因此确定经营秘密的秘密点难度相对比较大。通常情况下，权利人的经营秘密尤其如客户名单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是不稳定的，常发生变动的，但律师在原告经营人员的配合下，找准区别点、核心点（可能是经营信息的某一部分，也可能是整体），还是能够顺利确定秘密点范围的。

　　
　　三、“实质性相似加接触”规则的运用　　

　　该原则也就是常说的“接触+相似”规则，在商业秘密侵权之诉中，原告常运用此规则，达到转移举证责任，证明被告侵权的目的。　　
　　所谓“实质性相似加接触”规则，就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中，如果被告所使用的商业信息（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与权利人的商业秘密相同或实质性相似，同时权利人又有证据表明被告在此前具备了掌握该商业秘密的条件，那么就必须由被告来证明其所使用之商业信息的合法来源，否则即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律师在诉讼中如何正确运用该规则，关键在于把握“接触”的实质含义。首先，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一款所列情形，接触主体主要包括三种人：①现在或者曾经是权利人的雇员；②基于合同掌握权利人商业秘密的人，如特许经营合同、技术转让合同的被许可人等；③以盗窃、利诱、胁迫等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的人。这三种人都是侵犯商业秘密法律关系中能够直接从权利人处获得商业秘密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接触人”。其次，应判断接触行为。上述“接触人”中的前两种人基于其特殊的身份，其接触行为不证自明，原告一般无须进一步举证。第三种人比较复杂，原告应证明此种非正常接触行为的存在。

　　原告举证了上述接触行为，只要再说明被告的信息与原告的信息实质相同或相似，并且这种相同与相似，与被告的接触行为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就能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此时，举证责任即发生转移，转由对方即被告举证其信息的合法来源。这时，被告必须证明信息的实质相同或相似与其接触无关，如被告是自行研发的；通过反向工程所得；借鉴了其他合法来源等等。如果被告举不出证据，一般就可以认定其侵权成立。
　　
　　四、律师应把握的其他问题

　　（一）“秘密性”的判断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