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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人民政府


贵州省人民政府令第４８号


　　《贵州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已经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６日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２０００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省长　钱运录
　　　　　　　　　　　　　　　　　　　　　　　　　　　２０００年６月５日
　　　　　　　　　　　 贵州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保障城市建设顺利进行，保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城市规划区内，因城市建设需要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的，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附属物是指与房屋主体建筑有关的附属建筑或构筑物。
　　城市房屋拆迁必须符合城市规划和有利于城市旧区改造、控制人口密度的原则，在规定的拆迁范围内进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拆迁人是指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建设单位或个人；被拆迁人是指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人（包括代管人、国家授权的国有房屋及其附属物的管理人，下同），和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使用人。
　　本办法所称城市房屋拆迁单位（以下简称房屋拆迁单位）是指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资格证书，接受拆迁人委托，对被拆迁人进行拆迁动员，组织签订和实施补偿安置合同，组织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单位。


　　第四条　拆迁应当遵循先补偿和安置后拆迁的原则，拆迁人必须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和安置；被拆迁人必须服从城市建设的需要，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


　　第五条　拆迁公有住宅房屋（含自管公有住宅房屋和直管公有住宅房屋，下同），拆迁当事人应按照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方案确定的原则和规定进行拆迁补偿安置。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省城市房屋拆迁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


　　第七条　对在城市房屋拆迁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拆迁管理





　　第八条　拆迁人需要拆迁房屋，必须持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和拆迁计划及拆迁方案，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发给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拆迁。
　　拆迁方案的内容包括：拆迁范围、拆迁的实施步骤、被拆迁人的总户数、对被拆迁人的安置方案、估算的各项补助费用、从事拆迁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实施房屋拆迁，不得超越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批准的拆迁范围和拆迁期限。
　　拆迁人在与被拆迁房屋产权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合同》后，应向房屋产权管理部门申请注销被拆迁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若被拆迁房屋产权人以产权调换方式得到偿还的房屋，拆迁人应在三个月内为被拆迁房屋产权人的产权调换房屋办好《房屋所有权证》。现房从拆迁补偿安置合同签字生效之日起计算，期房从竣工交付之日起计算。
　　因房屋拆迁涉及变更土地使用权的，应当在拆迁前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有关手续，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
　　因房屋拆迁涉及变更国有资产的，应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第九条　经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由拆迁人自行拆迁或委托拆迁。
　　委托拆迁的，被委托人必须是持有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房屋拆迁资格证书的房屋拆迁单位。
　　实施自行拆迁房屋的单位，拆迁人必须报经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不得接受拆迁委托或者指定拆迁单位。


　　第十条　房屋拆迁单位必须服从当地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拆迁管理人员必须经过岗位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第十一条　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应在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后，及时将拆迁人、拆迁项目、拆迁范围、拆迁工作程序、拆迁期限和其他相关事项，以公告或其他形式公布。
　　拆迁人及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应在房屋拆迁之前，向被拆迁人做好有关政策宣传、解释工作。
　　《拆迁许可证》内容发生变更时，应按本办法第八条的规定重新申报。


　　第十二条　房屋拆迁公告公布后，对被拆迁房屋存在产权、使用权争议的，被拆迁人可以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向当地县级以上房屋产权管理部门提出申诉，由房屋产权管理部门处理；也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被拆迁人提供的有关房屋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证明文件和材料，必须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和材料。
　　在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公告的规定期限内纠纷未解决的，由拆迁人提出补偿、安置方案，报县以上人民政府房屋拆迁主管部门批准，并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后实施拆迁。


　　第十三条　在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公告的规定拆迁期限内，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用书面形式签订补偿、安置合同。其主要内容应包括：
　　（一）补偿形式和补偿金额；
　　（二）产权调换方式偿还的房屋的质量、功能、环境、面积、地点和层次；
　　（三）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
　　（四）违约责任与纠纷解决办法；
　　（五）当事人约定的其他条款。


　　第十四条　补偿、安置合同订立后，应送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五条　建设项目转让时，尚未完成拆迁补偿、安置的，原拆迁协议载明的有关权利、义务随之转移给项目受让人。项目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被拆迁人。
　　转让建设项目，转让人、受让人双方应当自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１５日内到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六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经协商达不成有关补偿、安置协议的，由批准拆迁的房屋拆迁主管部门裁决。被拆迁人是批准拆迁的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
　　裁决部门应当自受理裁决申请之日起３０日内作出裁决。
　　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接到裁决书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诉讼期间如拆迁人已给被拆迁人作了补偿安置或者提供了周转过渡房的，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第十七条　在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裁决的裁决作出的拆迁期限内，或双方虽达成协议，但被拆迁人拒不履行，拒绝拆迁的，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作出责令限期拆迁的决定，逾期不搬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


　　第十八条　强制拆迁应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强制执行时，被执行人所在单位和被拆除房屋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应当派人协助执行；强制执行过程和搬迁的财物，执行机关应当记入笔录，由执行人员及基层组织的协助人员签名或盖章。强制拆迁时，应通知被执行人到场，如果被执行人拒绝到场的，强制拆迁照常进行。因被执行人拒不到场或拒不收理财物造成损失的，由被执行人承担责任。


　　第十九条　为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可对拆迁人用于拆迁补偿安置的资金、产权调换偿还的房屋进行监管，具体办法由市、县人民政府确定。

第三章　拆迁补偿与安置





　　第二十条　拆迁人应当对被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权人，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给予补偿、安置。
　　拆迁公告公布后，被拆迁人对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进行改造、拆建、装修的，不予补偿。
　　拆除违法建筑、临时建筑不予补偿、安置。


　　第二十一条　拆迁补偿、安置实行产权调换、货币补偿，或者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相结合的形式。
　　产权调换的面积按照被拆房屋的建筑面积计算。
　　货币补偿的金额按照被拆房屋的市场价格结算。
　　房屋的市场价格由具有房地产评估资格的机构按照土地价、建筑工程造价结合成新评定，也可以由市、县人民政府以市场平均价格为基础定价。


　　第二十二条　以产权调换方式偿还的房屋，偿还建筑面积与原建筑面积相等的部分，应按照同等地段商品房市场价格结算结构和成新差价；偿还建筑面积超过原建筑面积的部分，按照同等地段商品房市场价格结算；偿还建筑面积不足原建筑面积的部分，按照同等地段商品房市场价格结合结构和成新结算。
　　以上经过结算后应补给被拆迁人的费用，均由房屋所有权人受益；应当由被拆迁人支付的费用，由房屋所有权人支付。


　　第二十三条　以产权调换方式偿还的房屋，其计划、规划、建设等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国家的有关标准和规范，并经验收合格。


　　第二十四条　对以产权调换的方式从区位好的地段迁到区位差的地段的，可适当增加产权调换房屋的面积或给予补助，具体标准由市、县人民政府确定。


　　第二十五条　对以产权调换的方式将非住宅改为住宅安置的，应按各自的房屋市场价值进行补差结算，具体标准由市、县人民政府确定。


　　第二十六条　拆除按协议租金出租的房屋，拆迁人只对房屋所有权人进行补偿、安置。
　　拆迁租金由政府定价的私有房屋，房屋所有权人与使用人应事前协议解除租赁关系，拆迁人对房屋所有权人给予补偿、安置。
　　被拆房屋所有权人与使用人按本条第二款达不成协议的，拆迁补偿实行产权调换，原租赁关系继续保持，原租赁合同应当作相应修改，租金由双方按市场租金议定。


　　第二十七条　拆除公有住宅房屋，原使用人原则上应按当地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方案的有关规定向产权人进行购买并结清土地收益后，由拆迁人按本办法规定对购房人给予补偿、安置。
　　被拆房屋所有权人与使用人按本条第一款达不成协议的，拆迁补偿实行产权调换，原产权及收益分配关系不变。
　　若原房屋产权人与房屋使用人是租赁关系的，原租赁关系继续保持，原租赁合同应当作相应修改。公有非住宅房屋租金由双方按市场租金议定；公有住宅房屋租金由政府定价。


　　第二十八条　市政工程建设和公共建筑工程建设拆迁范围内需要拆迁住宅房屋和非住宅房屋的，一律异地安置。


　　第二十九条　对拆除没有抵押权的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由抵押权人和抵押人重新签订抵押协议，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达不成抵押协议的，由拆迁人参照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实施拆迁。
　　拆除设有抵押权的房屋实行货币补偿的，由抵押权人和抵押人重新设立抵押权或抵押人清偿债务后，方可给予补偿。


　　第三十条　以产权调换方式偿还的房屋不能随即解决的，拆迁人应提供周转过渡房给被拆迁人，或者征得被拆迁人同意后由其自行临时过渡，过渡期限应当在协议中明确规定，但自行过渡期不得超过两年。
　　拆除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由拆迁人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适当补助费。


　　第三十一条　拆除住宅房屋，在核定产权调换房屋的面积时，公有住宅房屋按建筑面积进行调换，私有住宅房屋按《房屋所有权证》标准的面积进行调换。


　　第三十二条　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因拆迁而搬家的，由拆迁人付给搬家补助费。搬家补助标准：拆迁住宅房屋的，按被拆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１－－１０元计算；拆迁非住宅房屋的，按被拆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５－－２０元计算。市、县人民政府可在此标准范围内确定具体数额。


　　第三十三条　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在规定的过渡期限内自行解决过渡用房的，拆迁人应付给临时过渡补助费。临时过渡补助费标准：拆迁住宅房屋，按被拆房屋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１－－１０元计算；拆迁非住宅房屋，按被拆房屋建筑面积每月每平方米２－－２０元计算。市、县人民政府可在此标准范围内确定具体数额。
　　在规定的过渡期限内，由拆迁人提供周转过渡房的，不付给临时过渡补助费。


　　第三十四条　拆迁人、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双方应遵守过渡期限协议，拆迁人不得擅自延长过渡期限；由拆迁人提供周转房的，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到期不得拒绝迁往安置用房而不腾退周转房。


　　第三十五条　由于拆迁人的责任，使自行安排临时过渡的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延长过渡期限的，对自行安排临时过渡的被拆除房屋使用人，从逾期之月起在原临时过渡费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临时过渡补助费，增加标准为：逾期不满半年的增加２５％；逾期满半年不足一年的增加５０％；逾期一年不足二年的增加７５％；逾期二年不足三年的增加１００％；逾期三年以上的，拆迁人必须采取措施予以安置，不予安置的，在原过渡费标准基础上增加５００％。
　　由于拆迁人的责任，使由拆迁人提供周转过渡房的被拆除房屋使用人延长过渡期限的，从逾期之月起付给违约金，违约金标准按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被拆除房屋使用人自行临时过渡的临时过渡补助费标准执行。


　　第三十六条　拆除未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办理房屋用途变更登记，擅自将住宅房屋改为非住宅房屋的，仍按住宅房屋进行补偿安置。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停止拆迁，并可按下列规定罚款：
　　（一）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或者未按房屋拆迁许可证的规定擅自拆迁的，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对非经营性的单位或个人，处５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二）委托未取得房屋拆迁资格证书的单位或个人拆迁的，处３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三）擅自提高或降低补偿安置标准，扩大或者缩小补偿安置范围的，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拆迁人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拆迁期限或者擅自延长过渡期限的，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对拆迁人予以警告，限期完成拆迁，并可处以１０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拆迁人违反本办法，造成被拆迁人经济损失的，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四十条　被拆迁人违反协议，拒绝腾退周转房的，根据情节，由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对被拆迁人予以警告，责令限期退还周转房，并可处以５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拆迁人经济损失的，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四十一条　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依照本办法实施罚款时，应出具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款收据，并全额就地缴入国库。


　　第四十二条　辱骂、殴打房屋拆迁工作人员，拒绝、阻碍房屋拆迁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拆除村民住宅时，应按照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住宅及其附属建筑物的面积最多不得大于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宅基地面积的三倍进行补偿安置，超出部分或出租部分只能按工程造价结合成新给予货币补偿。


　　第四十五条　市、县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措施。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０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是党领导人民依法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的重要渠道和有效手段。“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也是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大量社会矛盾纠纷以案件形式汇聚到人民法院，其化解社会矛盾责任之大、任务之重可想而知。刑事犯罪案件由社会矛盾衍生而来，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和极端表现，人民法院开展刑事审判活动，旨在以法律的强制性打击犯罪分子，以平息和化解社会矛盾。但是，犯罪分子受到惩罚并不等同案件中所有矛盾都能得到有效化解，案件处理不当还可能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甚至引发新的矛盾冲突。可见，刑事审判本身化解社会矛盾功能存在较大局限性，许多刑事犯罪而衍生的其他社会矛盾并非纯粹通过法律手段都能得以化解，需要施于人性化的救助措施为补充，既要以法律的强制性化解社会矛盾，又要以情的感染力为刑事案件当事人或近亲属排忧解困，一手抓打击，一手施人性，软硬相兼，法情并用，让刑事审判工作化解社会矛盾功能得到最大限度延伸。本文以构建和完善刑事司法救助机制为目标，概述了刑事司法救助的现实意见，剖析了我国当前刑事司法救助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和路径，为化解多变、尖锐、复杂的刑事案件社会矛盾建言。

一、刑事司法救助的现实意义

在现代社会，建立和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其一，刑事司法救济是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刑事审判工作所遇重要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平衡裁判与人权的关系问题，力求做到在准确裁判前提下充分保障当事人以及相关人员的基本人权，这是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价值取向。人权的司法保障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权保障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法治水平和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可以说，司法人权是人权的核心组成部分，其状况如何是评判一个国家人权状况的关键性指标。司法救助是实践司法人权的重要内容，一个国家的司法救助程度高低反映了该国的民主、法治水平和进程。司法救助在人权保障上虽与刑事法律制度殊途同归，但又起着刑事法律制度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更加尊重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居住权、债权等最基本权利。其二，刑事司法救济体现了人民法院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所创建的独立政权与剥削阶级“三权分立”政权相比，其最大特性就是政权的人民性，作为人民政权中行使审判权的审判机关，也自创建之初就打上了“人民”的烙印，即“人民性”是法院本质属性，要求刑事审判必须服从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既要依法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群众利益不受侵害，又要对生活困难当事人实施司法救助，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其三，刑事司法救助是人民法院职能转变所需。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已悄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发生转变、社会结构发生变动以及社会形态发生变迁，经济体制转型导致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理念都在发生着变化。在社会转型时期，人民法院不再只是国家专政工具，而是必然承担更多的解决社会矛盾的角色，承载更多的社会使命，将单一的审判职能延伸到包括“司法为民”在内的更广阔领域，实现以审判职能为主的职能综合化。刑事司法救助体现了人民法院司法为民宗旨，是人民法院延伸职能的平台，符合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法院司法制度改革内容和要求。其四，刑事司法救助是社会稳定所需。刑事案件矛盾具有特殊性，在矛盾性质、对抗程度、表现形式、存在范围、存续时间、处理方式以及解决程序等方面与民商事案件相比存在较大差异，民商案件矛盾表现形式为纠纷，只要双方当事人能够定纷止争，矛盾就得以解决，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将随之消除。而刑事案件矛盾表现形式为对抗，不服社会管理，抗拒认罪服法，让矛盾化解工作变得更长期、更复杂和更难巨。对刑事案件困难当事人实施司法救助，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罪犯，使其消除对抗，改过自新；也可安抚或告慰被害人或近亲属，防止矛盾升级恶化，有助案件矛盾化解，促进社会稳定。

二、刑事司法救助制度发展概要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可追溯到3600多年前的古巴比伦王国《汉穆拉比法典》。“二战”之后，英国刑罚改革运动家M•弗莱提倡建立犯罪被害人赔偿制度，这一主张引起了许多国家重视，于是新西兰在1964年1月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刑事损害救助法》，随后英国、美国、瑞典、前西德、荷兰、法国、日本等国先后作出了由国家对被害人进行救助的规定。到现在为止，已有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加强对刑事被害人权益的保障,由国家给予刑事被害人救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项共识。

司法救助又称诉讼救助，罗马法中称之为“穷人规则”（pool
person rules）。我国最早具有“诉讼救助”雏形概念的法律文件是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民事诉讼收费办法（试行）》，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第4条第2款正式提出了民事“司法救助”概念。1997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下发的《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提出“刑事法律援助”概念，刑事司法救助从此开始。2000年4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 2001年4月25日司法部、公安部下发了《关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2005年12月1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在整合原有规定基础上，联合颁布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2007年1月7日，最高法院在部署2007年人民法院工作时提出，要“研究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把“刑事司法救助”提上工作日程；同年9月13日最高法院接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要求探索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对因犯罪行为导致生活确有困难的被害人及其亲属实施救助，提供适当的经济资助，并在广东、山东、浙江、四川等地城市开展试点工作；2009年3月9日中央政法委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积极、稳妥、有序地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这些规定出台，无疑对规范我国刑事司法救助工作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三、我国刑事司法救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法律救助制度缺失

当前，指导我国开展刑事救助工作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散见于中央政法委等八部委联合印发的《意见》以及地方性的救助实施办法等，尚未建立具有法律意义约束力的刑事救助制度。于是，刑事救助在提起、对象、内容、标准、分工以及资金在来源、管理、审批、发放、监督等方面缺失全国性法律规范，造成各地救助工作发展不均衡，负有社会义务的救助部门在救与不救、救谁、怎样救、救多少等问题上具有选择空间，随意性大，容易出现符合救助条件对象得不到救助或者救助标准过低等问题而起不到救助作用，失去了救助工作应有的化解社会矛盾作用。然而，司法实践表明，有不少无法通过诉讼及时获得赔偿的被害人或近亲属生活极为困难而亟需获取救助，他们往往是新的社会矛盾多发地，也是加激刑事案件矛盾的重要推手，如“民”转“刑”和“刑”生“刑”连环案件发生，不能说与刑事救助法律制度缺失无重要因果关系。

（二）救助主体和范围模糊

任何法律制度都有其内在的司法价值，构建刑事司法救助制度的价值就是让存在行为能力缺陷的刑事诉讼当事人得到法律上的援助，从而更好地行使诉讼权利，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制度具有约束性特征，刑事司法救助制度其约束性——哪些人、哪些事可以向哪个部门申请司法救助要以条款形式存在，避开释义含糊或界定不清。《意见》对重点救助主体和范围进行了规定，但对非重点救助主体和范围仅作了原则性规定，除明确了少数救助主体和范围外，其余救助主体和范围确定问题则由最高法院委托给了地方法院解决，针对性不强，实践上也不便操作。即使是《意见》已经确认的主体和范围，也存在进一步细化和重新确认问题，如“严重暴力”的案件范围、暴力程度，构成“严重伤残”的最低等级，“无法通过诉讼及时获得赔偿”中对“及时”的解释，“生活困难”的认定标准，“近亲属”的人员范围等。另外，截止2012年3月20日，全国仅有17个省出台了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规范性文件，其他未予规范法院，在实践中要界定主体和范围显得更难。

（三）救助方式单一

司法救助方式，即司法救助机关实施司法救助所采取的措施。目前，我国司法制度所确认的对刑事被害人的救助方式仅有经济资助，以帮助刑事被害人解决基本生活方面的突出困难。然而，不同刑事被害人在现实生活中所遇困难不同，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有养老问题，也有监护问题；有来自刑事被害人的，也有来自其近亲属的；有可用钱解决的，也有用钱不能解决的；等等。如被害人涂某遭受贺某抢劫，涂某反抗时，被贺某用尖刀刺中心脏而亡，现有76岁年迈老母亲和23岁犯间隙性精神病儿子两位亲人，以前他们的生活来源和平日照顾全都依靠涂某；法院判决后，因贺某无赔偿能力，涂某近亲属经济损失没有得到及时赔偿，生活陷入极度困境，既包括生活缺少必要的金钱支撑，又包括因缺失原有照顾而让生存环境变得更差。从本案例看，对被害人近亲属给予经济资助固然重要，同时对其提供物质生活保障也很重要，对类似案例中自理能力差或失去自理能力的人群来说，仅有经济资助尚不够，还有待解决由此而产生的“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问题。可见，刑事被害人或近亲属所遇困难的多样性，客观上需要救助方式的多样化。

（四）救助资金无保障

救助资金“落实难”长期困绕着刑事救助工作开展。分析原因：一是国家没有专门建立司法救助资金，救助资金来源缺乏通畅渠道；二是当前救助资金来源对政府部门依赖性强。《意见》虽明确规定救助资金主要由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部门统筹安排，取决于政府部门支持程度，拨付与否、拨付多少由政府部门决定，缺失强制性规定，随意性空间大；三是通过社会组织及个人捐助路径获取救助资金显得困难重重。救助资金保障不力，会酿成救助对象另辟救助蹊径，并带来不良后果：其一，通过非正当途径救助。如向上级法院、党委、政府部门进行越级访、缠访、闹访、群体访等，以破坏机关正常工作秩序和迫使领导妥协的极端方式来寻求问题解决；其二，向人民法院施压执行。对生活极为困难、态度极为强烈、可能引起矛盾激化的被害人或近亲属，在被告人无履行能力或无完全履行能力情况下，人民法院为避免矛盾升级，时常自筹资金为被告人先行垫付赔偿款，这种做法给法院所带来的资金压力不言而喻；其三，违法自救。救助对象在寻求其他救助途径无果情况下，可能采取非法或暴力等极端手段获取补偿，其危害性可想而知。另外，救助资金短缺还将造成救助数额普遍偏低，与被害人需求相比无异于杯水车薪，救助效果差，难实现司法救助目的。

四、探索刑事司法救助对策与路径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制的进步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提出，被害人权益保障问题已引起了全社会关注，也成了刑事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理论界，学者对刑事司法救助研究成果可谓颇丰，这些成果对指导刑事救助工作开展和化解社会矛盾功不可没。然而，他们有的重视对被害人或近亲属救助而忽视对被告人或近亲属的救助；有的重视资金救助而忽视精神抚慰和社会保障救助；有的重视政府救助而忽视社会救助；等等。其救助主张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片面性或短期性，不利于刑事救助工作长远机制的建立。笔者认为，构建稳定、长效、广泛、多元和规范的刑事救助工作机制，代表了刑事审判工作在化解社会矛盾上的发展方向。

1、建立国家法律救助制度

司法救助在本质上是一种国家责任，因此，把刑事司法救助资金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体现了国家对责任担当，这种做法也是现代各国的通例。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是在我国刑事司法救助法律制度缺失情形下，为解决当前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特殊困难所采取的一种过度性措施，他既不同于国家赔偿，也不同于现行其他社会救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对刑事司法救助工作进行立法规范则为必然趋势，也是做好刑事司法救助工作出路所在。在法律制度架构下，由中央财政统一筹措救助资金，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方式，对救助对象实施全面救助。规定救助原则，设立救助程序，成立组织机构，明确救助对象，确定救助标准，加强对救助资金的申请、审批、审核、管理、发放和监督管理等工作，让刑事司法救助工作沿着法制化方向健康发展。

2、扩展救助主体和范围

司法救助的初衷就是通过对困难人群的救助来减少社会对抗因素，达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目的。因此，司法救助对象不仅要包括存在特殊困难的被害人或近亲属，还应包括同样存在特殊困难的被告人或近亲属，让他们享有同等救助权利，如果重此薄彼或顾此失彼，都可能会引发出新的社会矛盾。另外，由于救助对象所处的社会、家庭和生活环境不尽相同，个体之间在性别、年龄、体格、行为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所遇的特殊困难也呈现多样化特性，表现在资金、物质、赡养、扶养、抚养、劳动、医疗、监护等生活中的各个层面，不同救助对象有着不同的需求，“资金救助”不是万能，其不可帮助救助对象在更宽泛范围解决实际困难，具有一定局限性。困难的多样性决定了救助范围的广泛性，于是在选择救助方式时要因需而择和因人而宜，实行以资金救助为主的多元化救助方式。在构建和谐社会语境下，随着“人性化”执法理念深入人心和国家财力的不断充实，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扩大救助主体和放宽救助范围，让救助工作在更宽阔领域发挥化解社会矛盾作用，符合社会利益。

3、规范救助程序

刑事司法救助程序设定为“启动—审查—实施”三个阶段。

（1）启动阶段。即救助程度开始，由救助对象向办案机关提出救助申请并提供必要的相关特殊困难材料。证明困难状况、说明困难原因、提出救助人员范围、要求和方式，案件当事人近亲属提出申请的还需提供相关身份证明。案件审理期间，由案件承办人对申请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核实后，通过合议庭（或全庭成员）合议，形成司法救助意见，并答复申请人。

（2）审查阶段。刑事诉讼案件，成立由政法委牵头，由人民法院和财政部门共同参与的审查小组，对人民法院提交的司法救助意见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采取司法救助，实行救助工作民主化、公开化和透明化，避免“人民法院说了算”的做法，明确救助人员、时长、内容、方式、限度及其设定国家对申请人享有追偿权条件等内容，联合形成《刑事救助决定书》，作为救助对象接受司法救助的凭证。同时，审查小组对申请人提出的不服人民法院的救助意见进行复议，让申请人充分行使救助权利，也可避免因个别案件承办人的“暗箱操作”让应该得到救助的对象失去救助机会，使救助工作更加公平和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