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暂行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暂行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7月15日贵州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
第三章 生产者、销售者和服务者的责任
第四章 社会监督
第五章 消费纠纷仲裁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时效和处理程序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消费者，系有偿获得商品和接受服务直接用于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商品生产、商品销售、营业性服务的单位、个人（以下简称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和消费者均应遵守本条例的规定。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在本行政区域内实施本条例，依法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职责。
第二章 消费者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 消费者的权利：
（一）向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了解商品和营业性服务的质量、价格、计量、性能、用途、保修等情况，要求提供必要的说明；
（二）自由选择商品和服务项目，要求有质量、价格、计量、安全、卫生以及按规定的包修、包换、包退（以下简称“三包”）等保障；
（三）对商品和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向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提出意见、建议和查询。必要时，可以提出修理、退换或者补偿的要求；
（四）因商品和服务质量低劣等原因受到损害，可以向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提出索取合理赔偿的要求；
（五）少数民族消费者可以提出尊重和保护其法定特殊利益的要求；
（六）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向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的上级主管部门、消费者协会或者有关的经济行政监督管理机关投诉，也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条 消费者的义务：
（一）尊重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的劳动，正确使用商品；
（二）遵守社会公德，不得阻碍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三章 生产者、销售者和服务者的责任
第七条 生产者、销售者和服务者必须本着为人民服务、对消费者负责的精神，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坚持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经营。
第八条 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生产、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必须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质量、规格、计量、安全、卫生、包装、检验、检疫标准和要求；
（二）商品的价格及服务收费标准，应当符合国家价格政策，并且按规定标明价格；
（三）商品广告内容必须清晰明白，实事求是；
（四）按国家规定执行“三包”制度。
第九条 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必须接受有关经济行政监督管理机关和社会监督组织的监督检查。
第四章 社会监督
第十条 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成立消费者协会。县级以下行政区域、基层单位可以有计划地组建消费者组织。
县级以上消费者协会是以地方经济行政监督管理机关代表、社会团体代表、消费者代表为主体，企业主管部门代表、新闻单位代表参加的社会监督组织。
消费者协会的组织和经费问题，由《贵州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
第十一条 各级消费者协会对企业、个体工商户、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经济组织提供的商品和营业性服务进行社会监督，指导广大群众合理消费。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消费者协会的职责：
（一）了解消费者的意见和要求，向政府及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二）调查、了解商品市场情况，向消费者提供信息；
（三）组织、参与对市场的检查监督活动；
（四）涉及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大问题，向有关部门查询并要求及时答复；
（五）协助有关部门制定商品、服务质量标准并监督实施；
（六）协助政府主管部门研究和制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有关政策、规章、措施；
（七）组织和指导基层消费者组织开展活动；
（八）对经营危害消费者安全、身心健康商品的组织和个人进行披露，协助有关部门制止或者查处其非法行为；
（九）受理消费纠纷投诉，查询、调解消费纠纷；对重大的投诉案件，协助有关部门进行查处，并酌情公布结果；
（十）对投诉案件调解无效时，提交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仲裁；
（十一）支持或者代表不特定的多数消费者对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起诉；
（十二）对揭发、检举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或者协助办案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十三）与国内外消费者组织建立联系，交流情况，互转投诉，配合办案，组织和参加国内、国际的交往活动。
第五章 消费纠纷仲裁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行政区域设立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
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是经同级人民政府授权，由有关的经济行政监督管理机关、社会团体、律师和有关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处理消费纠纷的联合组织。
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的组织，由《贵州省消费纠纷仲裁办法》规定。
第十四条 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受理消费者协会调解无效的或者当事人申请仲裁的消费纠纷案件。
第十五条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对仲裁不服，可以在收到仲裁决定之日起，十五日以内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对逾期既不起诉又不执行仲裁决定的，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十六条 下列各项为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一）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地方正式颁布标准的商品；
（二）生产、销售明令淘汰、过期失效、霉烂、变质的商品；
（三）生产、销售应该标明出厂期、有效期、保存期而不标明的商品；
（四）生产、销售按规定应附文字说明（使用说明书、标签、线路图、成份、重量等）而不附文字说明或者文字说明内容与商品实际状况不符的商品；
（五）生产、销售按国家规定应当持有生产许可证、专营许可证、检验合格证而未取得生产许可证、专营许可证、检验合格证的商品；
（六）生产、销售在包装和使用说明书上隐匿厂名、厂址的商品；
（七）销售应当当场测试而不当场测试的商品；
（八）销售未按国家规定进行检验、检疫的商品；
（九）销售残次、处理商品而未声明；
（十）按照国家规定或者买卖双方约定对商品实行“三包”而不履行；
（十一）违反国家和地方规定，强行销售、硬性搭配商品或者强行增加服务项目，敲诈勒索；
（十二）销售者因自身责任造成损失而转嫁给消费者；
（十三）以次充好、以假冒真、掺杂使假、短尺少秤；
（十四）违反国家和地方物价政策、规定，乱涨价、乱收费；
（十五）实际服务与规定的服务项目、收费标准不符；
（十六）利用商品广告弄虚作假，蒙蔽、欺骗消费者；
（十七）出版、发行、销售有淫秽、丑恶、迷信内容的书画报刊、音像制品等；
（十八）因其它原因使消费者受到损害。
第十七条 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单位或者个人，由有关经济行政监督管理机关、司法机关，按职责视情节给予下列单独或者并列处罚：
（一）责令向受害人赔礼道歉；
（二）责令对商品进行修理、调换或者退货；
（三）赔偿受害人的实际经济损失，并承担全部办案费用；
（四）罚款；
（五）没收非法收入；
（六）挂牌警告；
（七）暂停生产、营业，限期整顿；
（八）撤销生产许可证或者专营许可证；
（九）吊销营业执照；
（十）追究企业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的行政责任；
（十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广告经营单位违反审查规定，经营有虚假情节广告使消费者受到损害的，负连带责任。
第十九条 因消费者自身过失造成商品损失，由消费者本人负责，并承担因办案支出的费用。
第二十条 消费者侵犯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合法权益，情节严重的，由经济行政监督管理机关或者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第二十一条 对阻碍消费者协会、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经济行政监督管理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第七章 时效和处理程序
第二十二条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按以下时效期限请求保护：
（一）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时效的，从其规定；
（二）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在期限以内；
（三）未明确规定期限的，在一年以内。
上述时效，自受害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第二十三条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按以下程序请求保护：
（一）直接与销售者、服务者交涉，说明受损害情况，要求修、换、退或者赔偿。销售者、服务者应当满足消费者的合理要求，自收到来信或者接待之日起十日以内给予答复。属于生产者的责任，销售者应当先赔偿消费者的损失，然后再向生产者索赔；
（二）销售者、服务者不予解决或者超过规定期限未解决时，消费者可以向销售者、服务者的上级主管部门投诉。上级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投诉之日起十五日以内作出处理决定；
（三）销售者、服务者及其上级主管部门不予解决或者超过规定期限未解决时，消费者可以向有关的经济行政监督管理机关或者消费者协会投诉。情节严重的，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四条 经济行政监督管理机关、消费者协会或者消费纠纷仲裁委员会对消费者的投诉，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日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对决定受理的投诉，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十日以内进行调查处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解释权属于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六条 《贵州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贵州省消费纠纷仲裁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发布。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1988年9月1日起施行。
1988年7月15日
“在我国司法领域，最富有中国特色、最引人争议、最具有社会功效的，莫过于劳动教养制度”。通过对劳动教养如何改革展开讨论，可以为顶层设计出台最优方案提供适当的理论支持。
劳动教养:中国式保安处分制度
改革劳教制度，是推进法治建设的需要。进行劳教制度改革，首先需要认识劳教制度的性质。
有一种说法近乎通说，认为治安处罚与刑法(刑罚)已无缝对接，完全没有劳动教养存在的余地，应当废除劳动教养。依据是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2005年)第2条规定:“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需要澄清。诚然，治安管理处罚与刑法(刑罚)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程度上彼此衔接，但并非证明劳教无法容身。须知，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关注的是行为本身的危害性，均属“违法行为法”这一普通法部类。而劳动教养处分对象，虽然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种类归属上曾有诸多变化，但通说认为是“大法不犯、罪错不断、屡教不改”的常习性违法人群。应当认为，劳动教养关注的是行为人的主观恶习(人身危险性)，是“违法行为人法”，属特别法类型。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是制裁“恶行”，而劳动教养收容处分的是“恶习”。行为法与行为人法不属同一法律部类，二者不可比附，也不相互抵牾。
有两个事例值得理论关注:其一，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有该法第67条(“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68条(“制作、运输、复制、出售淫秽的书刊、图片、影片、音像制品等淫秽物品或者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电话以及其他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第70条(“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的行为，“屡教不改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这些“屡教不改”的行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在少数;这类行为不属刑法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治安处罚对此也无能为力。对这类人员可以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惯常的刑事性违法人群。公安部2005年9月13日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推进劳动教养审批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指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的强制性教育措施，就是劳动教养。
其二，1979年刑法第152条规定，“惯窃、惯骗”或者盗窃、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巨大，均为两罪的加重犯。但1997年刑法修订为了保持刑量的可计算性删除了“惯窃、惯骗”的规定，表明现行刑法关于罪刑的分则性规范纯属“行为法”，以区隔“行为人法”。
西方社会中存在的保安处分有两类:一类是由行政程序裁决的行政性保安处分，对象有对吸毒成瘾者的强制戒毒，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还有对游手好闲的流浪者实行民事收容，执行方式均为强制性处遇措施。另一类是对常习性犯罪人(倾向犯)经由司法程序采取的刑事性保安处分(亦称司法性保安处分)，即定罪判刑之后外加一定时间的限制自由的保安处分。两类保安处分的共同本质属性:旨在保卫社会安宁防止特定人群违法升级的法律制度。
我国劳动教养设施收容对象主要是两类人，强制戒毒者和常习性刑事性违法人群。这在西方当分属行政性保安处分和刑事性保安处分。而我国，由于刑法犯罪概念设有定量限制(导致大大缩小“犯罪”标签粘贴机会，符合传统中华文化精神，减缩刑事打击面是我国传统治国理政经验)，因此保安处分措施只能统归行政程序，执行方式当同为强制性教育矫治措施，也是这种制度的法律定位。
保安处分制度不是我国的创造，德国早在1933年就引进刑罚以外的保安及矫正处分(刑罚的双轨制)的惯犯法，基本做法一直持续至今。我国稍有差异的仅是将行政性保安处分与刑事性保安处分在程序机制上合二为一。在基本特性和终极目的上无异于国际通行的保安处分制度，只是在组织形式上存在差异，或者是不典型的行政性保安处分，或者是不典型的刑事性(司法性)保安处分。保安处分性质的“劳动教养”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措施，在存在论上是可以证成的。
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问题
(一)合法性欠缺。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规范性依据有，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11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和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批准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这些均属“行政法规”，不是“法律”。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
(二)劳动教养裁决主体为非中立的单一行政机关，加之缺乏有效监督，随意性大，频频出现侵犯人权的事例。
(三)劳动教养适用对象缺乏法定化，必然导致处分对象的泛化，诸如因单纯言论、信仰这类纯属思想范畴问题而被劳动教养的事例并非罕见。执法权滥用败坏了“劳教”名声。
劳动教养制度改革方案探讨
(一)彻底废除劳教制度，也可以认为是广义上的改革
具体做法是，将以往该作劳教处理的案件一概不再作劳教处理，视具体情况，或者上提适用刑法按犯罪起诉，或者下放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作治安处罚。这可能是零成本满收益干净利索的举措。举例说，如遇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7条和第76条规定的“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屡教不改的，可以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即劳动教养)。当然在执法实务中也可以不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符合刑法规定则作犯罪处理，不够刑法规定便作治安处罚。这是将“行为人法”作“行为法”处理。如果只有少数个案，这种办法并无大碍，而且相比有人建议设立“轻罪法庭”(按逻辑推导，这必将导致同时取消治安管理处罚)更为妥当。但是，如果这种做法在实务中出现批量现象，则可能造成削足适履效应，需要慎重考量。
(二)实际改革方案
1.劳动教养制度改革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应是名称问题。由于几十年来执法权滥用，社会舆情出现了“劳动教养”与“侵犯人权”两个概念几近形影相随现象。加之，为使拟议中的改革方案名实相符，曾经提出并得到广泛认同的名称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但有人认为采用“违法行为矫治法”更好，因为“矫治”概念已内含“教育”因素，所以不必赘加“教育”二字。还有人建议采用“收容教育法”。将劳动教养措施改为“违法行为矫治法”这个名称也许未必十分理想，但如果想不出更好的，这也不失为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2.违法行为矫治法适用对象法定化是劳教改革的核心问题，它是约束这种制度在法治框架内运作而不被滥用的法律保障。劳动教养处遇——违法行为矫治，其对象应是具有违法恶习(违法行为反复性，常习性违法)的人。对常习性违法者的“矫治”必须通过一段时间的“强制性教育”，这是生活常识。换言之，只有对屡教不改的常习性违法者才可适用强制性教育(矫治)措施。明确了适用条件，适用对象的范围才不至于被无限扩大。
关于违法行为矫治法适用对象范围，有不同的看法。我国现行对违法行为的强制性教育措施主要有劳动教养、收容教育、政府收容教养等。“劳动教养”纳入行为矫治法自不待言，而“收容教育”该不该纳入违法行为矫治法?认为应该入围的理由是1997年刑法“附则”的规定，列于附件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决定予以保留，“其中有关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的规定继续有效”，包括《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4条规定“对卖淫嫖娼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尚不够实行劳动教养的人员可以由公安机关进行收容教育。”这里必须指出两点，其一，《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对卖淫、嫖娼者的处罚方法有“15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但并无收容教育之规定。所谓“收容教育”，是1993年9月4日以国务院发布规定由公安部负责解释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之外所添加的“解释走私货”。其二，2005年出台治安管理处罚法，此前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已废止。前者第66条取代了后者第30条，最高处罚仅为“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金”，不仅没有“收容教育”，甚至取消了《条例》第30条的“劳动教养”(即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规定对第67条、第68条和第70条行为的屡教不改者可以采取的“强制性教育措施”)。
剩下的问题是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的“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这种“政府收容教养”该不该纳入“违法行为矫治法”?按矫治法本性属保安处分性质，政府收容教养不该进入，但鉴于政府收容教养事例不多，出于实务经济性考量，将其当作“另则”收进也未尝不可。
强制戒毒，可以归入违法行为矫治法。因为吸毒属违法，成瘾具有惯常性。对精神病患者不应纳入违法行为矫治法。因为精神病不属违法。
违法行为矫治法的适用对象就是实施违法行为且屡教不改者。首先，对“违法行为”应有明确的类型性规定，并且对“屡教不改”也须有可操作的解释。公安机关曾对“屡教不改”解释为，指依法判处刑罚执行期满五年内又实施前述行为，或者被依法予以罚款、行政拘留、劳动教养执行期满后三年内又实施前述行为，情节较重，但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情形。这一思路可供参考。
矫治期限应作明确规定，以三个月以上至两年为宜。
